今天是第一届“科学与无神论论坛”开讲的一天，也可以说是中国无神论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天，因为事虽小，关系大。感谢社科院领导，感谢马研院领导和全体同志，感谢百忙中与会的所有学者和同志。
我是1964年上半年调到正在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当时就知道毛主席的这个《批示》。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宗教问题从来没有成为中国革命需要解决的重大议题，阶级关系和两条道路问题才是当时全党关注的核心所在；在国际上，反帝反修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全国舆论的主旋律。因此，毛主席提出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并提议成立与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等平级的研究所，令很多人为之震动。从今天我们目睹的世界局势看，毛主席能够突破国人的直接经验，透视到世界三大宗教对历史进程和当代文化结构的作用，以及它们可能对我国走向世界的影响，只能用四个字形容：高瞻远瞩。自《批示》下达以来的50年里，宗教在世界社会政治变动中会发生如此强大的作用，在国内则成为关系社会稳定、发展方向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这已经显示出它的战略意义，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地去实行。
一、《批示》史无前例地把对宗教的观察和研究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判断国际关系和进行决策的视野，同时指出，研究需要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解决我们没有知识的问题；批判神学，以写好哲学史、文学史或世界史的问题。任继愈先生将其归纳为八个字：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由此确定了我国宗教研究的基本方向。关于实现《批示》要求的总体情况，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访谈中，已经讲了一些，反映不一，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关注一下，此处不再赘言。
二、《批示》突出的是对世界三大宗教的认识，任先生已经组织主编了三部通史出版，供大学有关学科选用，至今还没见到更系统的论著；继续研究的学者不少，但层次不齐，扭曲史实和现实的现象明显增多。对当前国内外宗教形势的评估，政界极少新意，似乎交给了学界调研和评议；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和有力的组织，可信度极低，在判断上莫衷一是。由于形势关系决策，致使一些乐于公布统计数字的学者，高低为难：高估怕引起国家对宗教的警觉，不利于宗教的非正常发展；低估不足以显示宗教的强大，对执政党的威慑不力。致使对信教人口的统计，从认识客观现实的本意，蜕变成某种主观意图的表达。
我个人以为，现行的宗教量化统计方法缺乏科学性，因为量化不能反映宗教的性质及其变化。从现象上看，北欧诸国大都设有国教，依然是全民信教——实际上它们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已经完全退化，《宪法》高于《圣经》，重要教义需经世俗国家解释，神职人员要由国家任命并发放工资，所有宗教活动均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因此切断了教徒与教会间的一切经济、政治以至社会的联系，教会本身也归国家掌管；教徒的一切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已变得与普通公民完全一样的权利与义务，公众的信仰当真成了私人的事，对社会言，它变成一种传统习俗、国家的节日。就此而言，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宗教近乎消亡。但另一类国家则相反，私人的宗教信仰被进一步社会化和政治化，甚至成为维系国家安全、民族命运和社会稳定的组织基础，一切生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的极端部分则形成各色各样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信徒被异化成政治工具以至炮灰。美国属于又一种类型，它是由移民组成的社会，国家机器和法制意识都很强势，建国的政治理念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宗教信仰的基础是基督教新教。这使它始终处在“民主自由”和“宗教信仰”的两端中间摇摆，而且往往受党派和总统个人因素的影响。历史地看，在它持续向上发展，充满朝气活力的年代，对民主自由具有足够的信心，宗教就被淡化，与欧洲大体趋同，有时还更加激进；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国势衰退，则宗教势力抬头趋热，民主自由相对哑声，所以总体上一直维系多元文化的存在，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都很发达，而严格控制由观念的差异走向行动上的冲突，对违法者，包括违背自诩的美国价值观者，毫不留情，坚决镇压，不惜动用武力。随着它的帝国主义扩张和霸权主义的横行，对内强化了宗教鼓动，对外扩大了宗教输出。百年以来，由美国人带头发动的“让基督征服世界”和“基督教占领中国运动”，很少有停息的时候。
总而言之，当前的国际宗教形势是，一些国家在向着逐步衰退和消亡的方向演化，一些国家从新走上政治化和军事化的道路；一些国家既利用宗教稳定社会内部的局面，又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和颠覆其他国家的工具。在国际之间，民族或部族之间，宗教敌视、宗教仇杀，宗教战争，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影响世界政治格局、导致社会动荡的一个最显著的因素。宗教的这类复杂多变的情况，绝不是用数量可以说明的；相反，如果仅限于数字统计而不揭示数字背后的实情，那就是掩盖真相，伪造太平，误导人的认识和判断。
三、对于我们国家宗教形势的判断，如果不计官方公布的数据，也有几种流行的说法。一曰“信仰危机”或“信仰荒漠”，这一危机或荒漠的结论，是从“文革”的结束中得出来的，而后又追溯到“五四”运动；由此断定，当代中国需要新的文化，需要新的宗教填补；此类论者，多有基督教的背景，后来也有新儒家类的跟进。二曰“宗教融贯”，这是从中国文化的大结构上立论的，意味中国的整个传统文化就不行，需要引进基督教给以根本的改造。其中一支主张，这需要凭依传统文化，即与儒家“融贯”；这种融贯的形式可以有多种，但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教的主导。三曰构建“信仰中国”，此说似乎与“信仰危机”论完全相反，但它们是一家：认为中国的宗教资源极度丰富，除了五大宗教还有说不尽的神灵崇拜，如果把它们挖掘出来，组织起来，就会构成一个宗教大国，足以凝聚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所有宗教力量于一身，中国就会变得异常强大，彻底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不过也有个前提，那就是中国再也不能把“富强”作为旨归了——这几种说法的用意和指向应该是很清楚的，无需多言。此外还有一些国内的说法，更加流行：
一曰“宗教反弹”说，原是为文革后宗教发展所作的解释，所以有合理的成分，即有助于推动“文革”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恢复宗教的正常活动；但也有消极一面，即塑造了宗教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受到“文革”迫害的形象，同时上扬为道德的载体，做好人的依据。由此形成一种舆论：只能说宗教好，不能依据事实做具体分析，在这种话语中，最常见的是“极左”的帽子、“文革余绪”的棍子，直接影响到对宗教的科学研究和客观评价，无神论因此而近乎彻底失声。二曰“抑制邪教”说，认为邪教之所以发生，源于“正教”受到压制，只有完全开放宗教，才能抑制邪教的猖狂。于是凡以宗教名义的活动，都成了合法的活动。三曰“与时俱进”说，认为执政党应该适应自己执政的地位，充分利用宗教具有令人敬畏的精神功能，强化自己的执政能力。此说沿袭一种谬论，无视党一贯实行的宗教信仰政策，将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宗教观，篡改为“鸦片论”，扩大信众与党的对立，压国家对宗教放弃依法管理。
在这所有这些对宗教信仰的价值判断和数据估量中，都没有指明，当前的语境下的“宗教”为何物：它的具体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话语系统中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有人说，毛主席定义宗教是文化，这两种说法有抵牾么？但选择哪种说法却有鲜明的倾向性。这且不论。只要看看报纸电视，当前我们国内存在的“宗教”，至少有五类：一是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这没有多少分歧；二是长期存在于各个不同地区为广大民众信奉而又不能归类于五大宗教的民间信仰，包括所谓封建迷信；三是国家并不承认的地下教会或家庭聚会，但却是西方承认而且着力支持的宗教势力；四是国家宣布非法甚至已被取缔了的各色“邪教”，西方则认定它们也属于宗教，并给以收容、资助和扶持；其五是藏独与疆独打出的宗教牌，西方也予以承认，并给它们的反华活动以充分的空间和资金。当前宗教状况如此复杂，按哪种类型统计信教数量？说宗教如何之好，如何能促进和谐，指的又是哪一类？我们不能总在施政对象的朦胧模糊中贯彻国家的法令和党的政策，在概念严重歧义下进行判断以至学术讨论——反过来说，是谁乐于朦胧模糊，又是谁喜欢概念歧义，为什么不肯明晰起来？这很值得想一想。黑格尔说，“如果真理是抽象的，那它就不是真理。健全的人类理性力求具体的东西”，从宗教这一概念被抽象化到几乎连内涵和外延都没有了，肯定有不健全的因素在作怪，而借其朦胧模糊兜售那些不敢直言的货色，则是一种特别需要警惕的趋向。
实际上，全球性的宗教格局和结构在近期中并没有大幅度的变化，中国的宗教形势也不例外。但为什么给人一种异常的印象？就中国言，原因有二：第一，与社会转型有关：人们在失去有组织的全面关怀之后，不得不自寻出路，包括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温暖；第二，是人为操作的结果，包括旅游的张扬，搜刮钱财的目的，海内外舆论的美化以及政治的需求等，都夸大了宗教的正面功能，其中尤以党政领导和文化教育领域对宗教的弘扬，起了关键性作用，以至将错觉误判为正觉。如果按照党纪，能够堵住某些党政领导的嘴，按照国家法律，将宗教布道清理出文化教育界，表面繁华一时的宗教热必然恢复常态——中国始终不会成为宗教国家；民间信仰多半属于风习、娱乐，有时交叉着忆旧和贸易。即使某些民族地区，宗教分布也没有大的变动，变动的是它们被恶势力恶意地民族化和政治化。
四、有一种像是共识的观点，那就是宗教在全世界复兴，在高速发展。严格讲，这也是一种假象，因为在整个西方世界世俗化的步子并没有停下来，而且非宗教和反宗教的声音还在持续上涨；即使在大部分宗教国家，世俗化力量与宗教保守主义的斗争依旧存在，而且一直十分激烈。至于为何会造成宗教高涨的假象？可以有多种解释，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出于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将宗教推向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前沿，也就是宗教的急剧政治化和极端化，致使成为世界新闻关注的焦点；一条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并带动民族解放运动的衰微，但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注意。所以我只讲后一条。
先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新宗教运动”。它以1978年11月美国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为标志，席卷欧美诸国和日本，大小教派的数量之多，制造恶性事件之血腥，震动整个人类文明，当时就被称为“宗教热”。这些新兴的宗教派别，后来被称为“膜拜团体”，中国曾译为“邪教”；背后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呼应，被称“新时代运动”，日本和我国台湾称之为“新人类”或“新新人类”，中国大陆称之为“新世纪”即人体特异功能。西方有学者对“人民圣殿教”做过调查，表明它打的是“社会主义”旗号，把马克思和列宁视为权威，其行为近似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这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底层民众，以及对底层民众抱同情心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的政治想往。遗憾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进入他们的世界。
分布于亚非广袤地区的穆斯林世界，也曾经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地，而且伊斯兰社会主义还是风靡一时的政治思潮。但是阿以冲突和“9·11”事件之后，随着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失败和分裂，几乎完全回到了宗教的时代。已经有了一定世俗性的国家，也有逐步向宗教国家回归的迹象。而这与世界整体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失势，找不到其他自救和发展的方式有密切的关联。
以1969年珍宝岛侵华事件为转折点，中苏的军事对抗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西方宣布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从而强化了美国对其价值观的自信和霸权世界的野心。“普世文明”就是美国的产品。但这个“文明”，从“民主自由”的标本越来越添加进基督教的成分，以至不少美国白人以美国为宗教国家而自豪；对外则举全国之力实施宗教渗透，变成了外交必有的课题。到了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公然说出这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口误”。于是宗教便成了一种时髦，把宗教当成是“文明”、“价值”、“意义”、“道德”、“和平”、“和谐”的同义语。
这种形势，促使民族问题也向宗教问题的方向转化，致使宗教变成了民族的唯一特性，既掩盖和消解了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也转移了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正义事业，导致世界三大一神教自古以来的冲突不断，至今尤烈，以及天主教与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等一神教内部的教派斗争，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还有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局部对立。
如此等等，由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衰退，至少在理论上令人找不到改变现状的方向，看不到未来的前途，于是宗教就成了寄托幻想和慰藉的传统法宝，也成了利益集团和统治者用以维护统治，凝聚力量的精神支柱。因此，宗教也就脱离了它的信仰本质，再次蜕变为政治工具，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冲突中扮演着显眼的角色，造成宗教全球复兴的假象，而事实上，宗教的分布和信仰的人数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说，欧洲的宗教在继续衰落，美国的宗教信仰人数在下降。主要改变的是宗教的功能。
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遮挡住宗教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即以被视为最强势的基督世界为例，奥巴马被扣上“社会主义”的红帽子，不仅是调侃，而有很深层的社会根源。拉丁美洲是一色的天主教国家，但祈求民族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从来没停止。上世纪60年代末产生了“解放神学”，把阶级对立和批判资本主义引进神学，到了今天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现任教皇方济各为2013年度人物——理由竟是他敢于面对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挑战，公然叱责“现代资本主义”是“专制”，是“谋杀”，所以被舆论认为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为敌”而备受赞扬。其实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源头则是其反映的社会背景和底层的呼声，50年来一贯。
五、我国的宗教变动情况大体与世界相似。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倒塌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动乱，经济濒临崩溃，促使我们对旧有的体制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召开，1979年3月就爆出“耳朵识字”的奇闻，开启了持续20年的特异功能的大兴旺并造出雨后春笋般的气功团体，以至从中蜕变出邪教组织。分析它得以席卷全国城乡的强大势头，一是有党的高级干部和权威科学家由上而下的倡导，二是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术”助力和各类媒体的“舆论”推动，基础则是处于失落状态的干部和处于待业状态的群众。不论哪种因素，都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息息相关。其发动和参与人员的层次之高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反对声音之弱，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以来之所未有，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大的丑闻；其内容之荒诞迷信，以及对近现代科学的贬斥，与改革开放的大潮形成鲜明的对比，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方向背道而驰。
1999年7月，“法轮功”被依法取缔，特异功能和气功热随之偃旗息鼓。在回顾其所以坐大成势的话语中，起支配作用的一种声音，是我们国家的宗教信仰不自由，“正教”得不到发扬，所以邪教得以猖獗。“反对邪教，尊重宗教”就变成另一股潮流。到了2001年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发表，核心是共产党已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必须像一切统治者一样，充分利用宗教，以巩固自己的政权——此文修正了党的宗旨，人民群众由依靠和服务的对象，变成了党的对立面，成了依靠鬼神进行恐吓的对象，社会主义没了踪迹。它受到了公开的抵制，但却是影响深广的潜流，加上高校哲学系突然挂上宗教学系牌子，毛主席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批示，逐渐被弘扬宗教、传播神学所取代，作为个人信仰的和意识形态的宗教，合情合法地进入了公共领域，尤其是国家出版、教育系统和科研机构，掀起了又一波的“宗教热”，造就了中国宗教大发展的假象。
连续30多年，新旧鬼神论不断，反映出执政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于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失去信心，产生动摇：第一，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第二，社会主义能否可持续？第三，党还有没有充分的理由和力量继续执政？把各种鬼神异能信仰集聚起来，当作“拯救”我们社会“道德滑坡”的法宝，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保障，民族未来的方向——此类论调，可以说全部建立在对我们当前国家现实的贬损的基础上，对我们的民族前途做悲观的预言上。
在我国，除了社会主义转型带来的问题，促使宗教显得兴旺之外，还有一个极端重要的外因，那就是西方对我国实行立体式的宗教渗透，这种渗透并非都是秘密进行的；更多的是公开的，即外事的，文化的，学术的，甚至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国家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以致误认为是理所当然，加以扶植和推动——其中基督教渗透首当其冲，而承载着西方价值观和政治趋向的宗教观更具欺骗性。这种宗教观有几个相对明确的论点：第一，宗教自由是“第一自由”，是“民主制”的基石；第二，一切宗教中，唯有基督教是“普世”的，也是层次最高、势力在不断地扩大；第三，西方文化即是基督教文化，包括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诞生，都出于基督教的文化背景；第四，基督教的精髓是神学，传播神学和构建神学是中国建造新文化所必须；第五，中华文化在传统上就存在致命的缺陷，即自高自大，不知自己有罪，不知救赎；第六，特别是“以人为本”的传统，心中无“神”，导致“神文化”缺位，近代以来，又与西方兴起的人本主义和启蒙运动以及与此有继承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相衔接，因而亟需神的关爱，宣示神的学问就被封为“显学”；第七，不论哪种论说，基调只有两个：一是宗教好，二是科学坏；聪明些的只讲宗教好，权术一些的则讲调和。最后是，只能有“信仰中国”，不能有“富强中国”，这是由某个大课题研究作出的结论。
六、从我们《科学与无神论》的接触中体会，历届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主要领导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上始终是明确的，对宗教问题保持高度的关注，并一贯支持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振奋人心地接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规划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明确、坚定而有力，这无疑为解决中国宗教问题，提供了最现实也最有效的社会政治基础，也在全世界树立起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取得胜利的榜样，对寄希望于宗教和沉湎于宗教的国家与人民将给以生动的启迪。
七、导致近20多年来出现上述宗教问题，我以为还有个认识理论上的原因，即国家《宪法》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循，党的《19号文件》被淡出指导地位。此二者互相关联，集中表现在超越了宗教的信仰本位而要求宗教去发挥社会公共作用。换言之，忽略了信仰属于个人的私事，被卷进了宗教政治化的漩涡。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自由包含多层意思：信教与不信教都有自由；信教与不信教是公民个人的选择；依法从事宗教活动，等等。它的具体内容，用了三个“不得”和一个“不受”的否定语句以及一句有限定的肯定语句，即“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来表达。换言之，除了这个有限制的肯定句之外，没有提出任何肯定性的要求。为什么？一句话，就是为了实现“政教分离”，包括“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后来国家颁布的《教育法》，可能已经发现宗教在教育系统的传播严重，将本来蕴含在《宪法》里的这一原则特别地彰显出来：“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现在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连年地攻击我们的《宪法》，核心就是企图把公民个人宗教信仰的“私事”，提升为社会的行为——依据宗教信条和神学阐释的社会行为。名目都是很堂皇的，例如为国分忧，向党建言之类，我们的主管单位则号召宗教“服务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似乎没有见到“服务”与“传教”是并行的，“作用”所到之处必然是宗教行为所到之地。
我们的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通过并公布的，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则是同年4月印发的。也可以说，《宪法》的规定反映了19号文件精神。《文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有个极重要的界说：
“还应当强调指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
这一界说，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根据。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说：巴黎公社
“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
列宁在1905年和1909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和宗教》与《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两文，特别重述了“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他说，
“‘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的一个著名论点，它确定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上述政治策略”。
实际上，“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就是宣布“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在正式文件里应当根本取消关于公民某种信仰的任何记载”。
为什么把“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确定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按恩格斯的说法，因为这“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它会成为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我的理解是，第一，它可以使工人在“阶级”基础上联合起来，而不因宗教信仰的不同产生分裂或形成小集团；第二，它可以保证工人阶级集中力量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目标，为共同的路线和理想奋斗，而不受宗教信仰的束缚和干预。将这一原则运用于现代国家，则保障了国家的权利归于全体公民，“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从历史上说，宣布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情，也就彻底终结了它曾经侵入全部社会生活、政治运行，以及担当文化教育、哲学科学等诸多学科主宰的角色，国家则据此堵死了宗教干预社会政治，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保证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国家一切政令的高度统一和有效。不论哪种宗教的信徒，其应该享有的一切社会权利，则全部转移到了他们的公民身份上来，与非宗教信仰者之作为公民同样，一律平等。由此剥离了宗教与政治的相互依赖，一方面使宗教得以安于其信仰的本位，维护了公民的基本“人权”；一方面为社会的和谐和国家主权的完整消除了宗教的隔阂和矛盾——这种状况，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基本上实现了，与我们国家《宪法》所体现的，大致相当，而我们更强调国家对宗教活动的主导和管理。
要求宗教发挥社会积极作用，为社会服务，与《宪法》和《19号文件》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不符，也与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传统以及文明发展的进程相悖。如果做点具体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要求当出自完全不同的动机。就一些党政部门而言，或有鉴于宗教势力的危害一面，企图将其“消极”性转化或引导到“积极”方向——这是必要的；或误以为这是“开放”的一种姿态，“自由”的一种必然——这也部分合乎事实：中国宗教的传统历来不是封闭的，而且是“自由”的，从来没有西方那种宗教意识、宗教歧视、宗教迫害和宗教冲突。但就文化传教者来讲，目的只有一个，让宗教进入社会每个角落，占领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掌握话语权；对于普通信徒而言，是剥夺或扭曲他们的信仰需求，强人所难，违背国际公认的“人权”。
八、在强调宗教对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列宁又强调了恩格斯的另一个观点：“对于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党来说绝不是私人的事情”。那就是要
“用纯粹的思想的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是不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业”。
这个纯粹的思想武器，不是停止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论的一般原理上，还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无神论宣传和教育。为此，列宁在1922年发表的《论战斗的唯物主义》还做了专门的阐述。毛主席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批示精神，更是在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重大发展，那就是，宗教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言，既是公民的私事，又是国家的公事。既要把信仰问题作为思想认识问题看待，又要提高国家掌握主导和管理宗教活动的能力。2003年8月19日，胡锦涛同志批示，关于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纳入科学研究规划和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部署，锲而不舍地进行。这与贯彻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并不矛盾。这又是在新时期，针对新情况所做的最具体的战略部署——马列主义同毛泽东思想以至科学发展观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是一脉相承。
九、习近平同志继2012年5月在中央党校提出“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2013年12月初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指出：
“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学”的目的在于“用”。根据这一精神重读毛主席的批示，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对毛主席突出宗教“研究机构”需要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而非一般宗教学者或神学家领导，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写文章，而非用一般“宗教学”或神学的观点研究写文章，绝对不能等闲视之。这在我们对《批示》的认识上，更体会出其在方向性、指导性和现实性上的意义。习近平同志讲话中有几个观点对我们的实际研究，有特别重要的启发：
第一，“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要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它的含义之一是，创造世界和历史的不是神，而是人民群众；作为党的干部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能依靠鬼神和奇迹。
第二，“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说，要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服务，不能为鬼神聚宝敛财，去侍奉鬼神；要解决好人民群众今生今世的现实问题，不能把人引向死后莫须有的天堂和来世。
第三，“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的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鬼神信仰不是“要务”，不能围绕鬼神“信仰”去部署各方面的改革；绝不能听任集合鬼神“信仰”之力取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理论思维是求真务实，合乎逻辑又具有全面性、前瞻性、经得住客观事实验证的思维方式；与回避对象的有无、信仰的真伪，用灵性支撑的神学思维，是对立的，与所谓 “宗教掌握世界的方式” 即虚幻妄想的思维方式是对立的。在我们补救“批判神学”不利方面，尤其需要强化“理论思维”对鬼神论的深入考察，这不仅可以在树立科学世界观，而且在提高正确思维能力上发挥正能量。这是科学与无神论今后的一个重要方向。
最后须要说明，习近平同志讲的是“改革”，不是复旧。鬼神论是旧货。不论是外国的旧货还是中国的旧货，都不是当代中国的需要。只有宗教回归它的信仰本位，不论信教和不信教的全体公民都达到国家认同、宪法认同，法律平等，才能调动全国各方面力量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增强社会的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本意。
作者简介：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责编：申振钰
（《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