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记者张乃明，通讯员高琪、丁先发编发了一篇报道：《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副标题是《省有关科研部门已采取措施，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研究》，从此揭开了“人体特异功能”大论战的序幕。3月16日《上海科技报》率先转载了这篇报道，随后，全国数十家“科技报”及地方报纸转载这个消息。
1979年3月13日至20日，根据四川省科委的决定，从3月13日起，唐雨不再接待测试，专门由四川医学院派专家来考察。四川医学院派了科研处副处长吴家驶，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刘协和，眼科医生刘安负，科研处工作人员陈开俊等四位同志，对唐雨进行了为期8天、25次的调查测试。这25次测试除6次偷看未成，拒绝测试外，其余19次都是偷看认出的。其结果证明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
1979年3月，由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了“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由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任第一届理事长。这是文革后第一个全国性的气功群团组织。
1979年4月3日，四川医学院调查组联名写—了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调查报告。
1979年4月4日，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小学二年级学生姜燕，由学校老师和区教育局同志陪同，到中国科学院信访处上访，称姜燕也有“耳朵认字”功能。
1979年4月13日，《北京科技报》记者甄庆如以《本市一名八岁女孩可用耳朵识字》为题，对姜燕“以耳认字”作了报道。姜燕的报道出台后，4月中旬，北京北礼士路二小王强、王斌两姐妹也有“耳朵认字”功能的宣传不胫而走。王强、王斌两姐妹一出场，就被对“特异功能”感兴趣的研究者盯上了。空军第四研究所罗冬苏、北京师范学院林桔煌、北京大学陈守良、上海《自然杂志》贺崇寅，国家科委干部申漳等，一直视她们为观察实验的对象。正强、王斌从此成为著名“特异人”，从“地方队”到“国家队”和特异功能研究者合作16年之久，直至姐妹俩全出了国为止。
1979年4月上旬，与四川、北京发现“特异人”前后，安徽、湖北、河北、黑龙江、江苏等地，也发现“功能强”的特异人（这些“特异人”都是上海会的表演者），但与四川、北京的情况一样，他们一出现，有宣传者，就有揭露者。安徽省繁昌县科委主任鲁世荣于1979年4月16日，就对《安徽科技报》刊登的《宣城县12岁女孩胡联能用耳朵认字辨色》的新闻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皖南医学院张甫同于1979年4月对宣城县“特异人”胡联、何小琴进行测试，并写了观察报告，否定胡联、何小琴的特异功能。中科院武汉物理所一位科研人员，从1979年5月就对湖北省有名的“特异人”谢朝晖进行测试，以后又看过多次表演，均不成功。她说：“叫我难过的是通过这种办法来教育孩子弄虚作假，作为一个母亲，我呼吁为了保护儿童的健康，不要再给这些儿童套上‘耳朵认字’的精神枷锁了……”。北京空军第四研究所的李良明同志，从1979年4月，就对北京“特异人”王强、王斌、姜燕多次进行测试，均不成功。李良明批评说，“特异功能的宣传，造成迷信活动猖獗，现在需要宣传理论思维，批判神秘主义。恩格斯曾生动有力地批判和嘲笑自然科学中的经验主义。对照第七感受器与古老的磁力骨相学中的‘敬神器’又何其相似也！”
1979年4月6日和4月19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姜燕的“耳朵认字”进行观察实验，结果证明，完全是弄虚作假。
1979年4月12日、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第8期、第10期，分别就四川医学院对唐雨测试、中科院心理所对姜燕测试的结果，发出了“未经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宣传”的通报。通报中说，“这种宣传，徒然增加了人们的迷信传说和助长各种离奇的谣言呓语的流传，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有些同志爱好猎奇，那怕是荒诞不经的事也信以为真，而且通过他们的口、手使之互为流传。这种作风很不好。让我们共同总结教训，杜绝这类无稽的宣传。”
1979年4月23日，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以信访简报的方式（第92期，93期），以《揭穿‘耳朵认字’的骗术》和《四川唐雨‘用耳认字’也是假的》为题，刊登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四川医学院测试实验结果。
1979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92期信访简报上写了如下的批语：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类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媲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1979年5月，《科学画报》第5期刊登了肖静的一篇文章《用耳朵能看东西吗？》指出，“耳朵认字”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5、60年代苏联和中国都有这方面的报道，其结果证明都是偷看和骗局。这是在期刊上登载反对“以耳认字”的第一篇文章。之后，张鲁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79年第一期发表了《只不过是魔术》及在《新闻战线》1979年第三期发表了《不科学的科学报导》，查良明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耳目不能易用》等文章都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露了“耳朵认字”之类特异功能的骗局，并指出了新闻单位宣传这类事情的危害。
1979年5月5日，《人民日报》记者陈祖甲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的文章。这是当时国内，发表在“大报上”反对“耳朵认字”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中指出，“以耳认字”的魔术都是大人吹出来的，并指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猎奇！接着，施锦昌5月6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耳朵认字”纯属魔术手法。5月8日，方成颜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的报道。
1979年5月16日，中国科协所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集在京有关科研单位的同志，对这一奇闻进行学术讨论。出席会议的有中科院心理所、中科院动物所、中科院力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北京科技报》。会上专家发言的主要观点是：“耳朵认字”是违反科学的。讨论“耳朵认字”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①“耳朵认字”是否是事实，对眼睛看到的事实要去伪存真，这才是研究科学的真正态度。从实验看，“耳朵认字”并非真相；②从生理学角度看，耳、眼等感官各有特殊的结构和功能，有本质区别，不能互相代替；③从生物学进化，胚胎发生和个体发育角度看，“耳朵听字”是违反进化论的；④判断事物，除了靠自己的感官之外，理论思维很重要。一个人不能事事都亲自实验。原有的经过无数次实验检证的正确理论是判断事物的指导思想。与会代表认为，“耳朵听字”没有科学价值，不值得花大力量。
但《北京科技报》的同志仍坚持他们对姜燕“耳朵认字”的报道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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