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异功能热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我国也兴起了一股“《周易》热”。一些特异功能大师，也都纷纷成为“易学大师”。并且互相或者自我标榜，称为什么“易侠”、“易仙”、“易圣”等等。学术性的《周易》研究，成为伪科学的一块重要领地。许多连繁体字都认不了几个的人们，纷纷成为“易学专家”，就像江湖术士一夜之间就成了所谓“气功大师”一样。而且直到现在，在清理特异功能和伪气功的时候，《周易》研究中的种种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清理。据不少读者反映，许多地方，打着《周易》旗号的“预测公司”或者“预测大师”仍然十分活跃。
和特异功能热一样，《周易》热也是上一世纪末在我国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素质上的弱点和缺点。这段历史，值得认真总结，以便使前车之覆，能够成为后车之鉴。这篇文章的写作，仅仅是就自己所知，为这个总结提供一点线索。
由于《周易》研究的特殊性质，这个介绍不可能仅仅披露事实，其理论分析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本文将竭其所能，尽力而为。其不当或者错误之处，欢迎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一、《周易》热的兴起
“《周易》热”是在特异功能热之后兴起的一股热潮。20年来，特异功能或者说伪气功，是伪科学的主流。“《周易》热”，则是伪科学泛滥中的一股重要的支流。只要看看《转法轮》这本书所援引的《周易》研究的“成果”，就可能知道“《周易》热”在伪科学泛滥中的地位。也可以得知，《周易》热中那些夸大不实之词，如何成了邪教坐大成势的思想基础。
特异功能热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从四川一名小学生耳朵认字开始。《周易》热的兴起则要晚一些，大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7年1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山东大学召开“国际周易讨论会”，成立“中国周易学会”。有人认为这是“《周易》热”的起点。其实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周易》热”就已经兴起。这个国际性的会议，不过是为已经兴起的“《周易》热”加了一把火罢了。从此以后，各种“周易研究会”纷纷成立。许多县府所在地也都成立了“周易学会”或者“周易研究会”。各种有关《周易》的国际、国内讨论会也纷纷召开。和“气功大师”满天飞一样，“易学专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
和特异功能热兴起的初期一样，一边要掀起一股热潮，另一边也有人在激烈反对。甚至有文章认为，“《周易》热”可以休矣。也如特异功能热虽然遭到反对但未能休矣一样，“《周易》热”也并没有因为有人反对就休矣。相反，这些反对意见反而如火上浇油，随着特异功能热度的升高，《周易》热也不断地升温，成为一种燎原的，且至今未熄之火。
那么，《周易》热和特异功能热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二、预知与《周易》
特异功能大师们宣称的特异功能，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预知。而《周易》，原本就是一部占卜书，即算命的书。占卜算命，其目的就是预知。《周易》的占卜功能，在整个古代社会都一直保留着，没有消失。这两方面的一致，是《周易》热得以在特异功能热潮中迅速兴起的重要原因。许多特异功能大师往往又自称易学大师，就表明了二者密切的相互关系。
预知未来，是人类的普遍愿望。然而未来又是很难预知的。谁知道2001年美国会发生9·11事件？谁知道2002年人类会发生非典型性肺炎？至于人的吉凶祸福，前程未来，更是每个人都十分关心，却又难以知晓的事情。难知又想知，于是从古以来，人类就动用自己能够动用的手段，去预测未来。
在古代，在人们都信仰神灵的情况下，人类预测未来的重要手段就是求神。占卜，不过是求神的一种方式罢了。而占卜又有许多方式，《周易》中的占卜术，不过是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占卜术之一罢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一切占卜术都是不可靠的，因为神是不存在的。在乌龟壳上钻几个洞，然后用火去烤，看那裂纹的状况，就能够知道吉凶吗？一个算命先生，子丑寅卯甲乙丙丁地嘟囔一阵，就能够知道你的吉凶祸福吗？靠什么呢？
在古人看来，乌龟是神物。所谓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四灵，就是四种神。是神，当然可以预知。在今人看来，就是乌龟那傻玩艺吗？让它告诉你前程，岂非笑话!至于算命先生，假如他知道如何升官，如何发财，自己早就照样去做了，还能把秘密告诉别人？所以，今天的人们把这些东西称之为“迷信”，是完全正确的。所谓“迷信”，就是相信那不该相信的东西。
和传统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占卜术相比，《周易》占卜术的重要特点，就是具有丰富的理论色彩。传统的占卜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本就是从《周易》占卜术中分化出去的。《周易》自身的理论色彩，成为占卜术掩护自己的外衣和招牌。在这个合理外衣的掩护下，其他形形色色的占卜术也都在《周易》的名下死灰复燃，劫后余生，形成了延续长达十数年的热潮。
三、占卜术与“科学易”
要使占卜术显得合理，单依靠传统的外衣是不够的。在历史上，人们往往根据时代特点，给《周易》涂上不同的色彩，就像有些动物随着季节变换自己的毛色一样。在上一世纪60年代，当时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就说，《周易》就是辩证唯物主义。70年代后期，提出“科教兴国”。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周易》热，就打起了“科学”这面旗帜。“科学易”，就是在《周易》热潮中涌现出来的新思潮。
所谓“科学易”，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周易》进行研究，也不是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周易》，而是把《周易》中的文字和现代科学内容进行简单的比附，甚至干脆信口胡说。比如说，“《周易》八卦是天外来客教给周文王的”，“用《周易》预测地震获得了极大成功”等等，就是信口胡说的典型。至于把《周易》中的某些词句和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结论相比附，在一个时期里，充斥于各种有关的学术会议，充斥于各种相关和不相关的出版物，也充斥了当时的书报市场。而制造这些胡说和比附的，有科学院院士，有获得国家荣誉的教授和研究员，也有离退休的老干部。
胡说和比附的结果，就是造成了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似乎《周易》的确是一部自然科学书，其中有许许多多自然科学的成就。过去的成就，从日心说到相对论、量子论，到所谓新三论、旧三论，《周易》中就已经有了。而现在还没有发现的科学结论，《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待我们去发现。最后，就是有人宣称：依靠《周易》，将使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科学易所借助的事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所谓“二进制”问题，再一个就是阴阳鱼《太极图》。在一个时期里，“德国学者莱布尼茨根据邵雍《先天图》发明了二进制”的说法不胫而走，尽管一开始就有人写文章说明情况并非如此，然而这样的说法仍然广泛传播。量子论的代表人物玻尔把阴阳鱼《太极图》作为自己的家徽，据说他认为这个图很好地表现了量子论的“互补原理”。
这两件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极大地鼓舞了科学易的兴起。一些人认为，外国著名科学家如此重视我们的《周易》，说明《周易》与自然科学一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我们又在提倡“科教兴国”，因此，从自然科学角度对《周易》进行研究，一定会有重大收获，一定能做出新的科学发现。
《周易》既然如此“科学”，那么，其中的占卜术还能是迷信吗？于是，占卜术成了预测学。老的、新的算命先生也都纷纷给自己的生意贴上了新的标签：“周易预测”。邵伟华《周易预测学》的出版，给所谓“周易预测”起了烈火烹油的作用，也说明了“科学易”与占卜术的依存关系。邵伟华和算命先生们甚至还办起了各种各样的、遍布全国各地的、名称大同小异的所谓《周易》“预测”、“咨询”公司!支持这些公司的，有名人，有教授，有政府官员，甚至还有管理自然科学的国家机关：地方上的“科学技术委员会”!
四、弘扬民族文化与《周易》热
被《周易》热加以利用的第二个口号，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周易》在古代曾经被说成是“六经之首”或者“六经之源”，而儒家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于是《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就被抬上了空前的高度。有学者宣称：《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似乎谁要敢于批评《周易》，就是要否定民族文化，就是民族的罪人。
按照古代某些儒者的说法，《周易》的源头又是那由数十个黑白点组成的“《河图》”、“《洛书》”。于是，黑白点《河图》、《洛书》又成为《周易》热潮中的突出热点。《周易》热开始不久，就有人宣称他破解了《河图》之秘。虽然当时就遭到了批驳，但是，和一切方兴未艾的热潮一样。这些批评也都做了浇火的油。直到“法轮功”被取缔前夕，一个以北京大学国情研究课题组名义发表的研究《河图》的长篇论文以比以往更高的调门宣称，他们把《河图》中的某些数字和埃及金字塔的数据加以比照，得出《河图》确实是四千多年前出于中国的东西，确实是《周易》的源头。该论文还宣称，他们依照《周易》六十四卦的数据设计了一套由六十四根柱子组成的柱阵，柱阵之上，是一个立体的阴阳鱼太极球。这个柱阵中，不投入能量就可以产出巨大的能量。假如他们所说为真，则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不必发愁能源问题。只要到处树起这样的柱子阵，中国的石油工业、煤炭工业，还有什么水力发电、核能发电，统统都不再需要。
该论文发表于《科技智囊》杂志，其摘要，则在国家级的《光明日报》上连载了六期，并且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支持。
虽然如此，这样的柱子阵国家没有投资，私人也没有投资。在这个问题上，在要动真格的时候，不少人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五、《周易》热的现实基础
每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每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给各种各样的人物提供一个表现自己的舞台。其中有正角，有配角，自然也有丑角。在《周易》热中涌现出来的满天乱飞的算命先生，以及用各种各样夸大的、不实的言词为这些先生提供理论支持的所谓学者、大师，就是在上一世纪后十数年中中国社会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丑角。这些丑角人物用各种各样的骗术和夸大不实之词，污染着社会的思想环境，欺骗人们的良心和灵魂。
然而，骗子们能够得逞，固然是他们不断变换着骗术，更是由于社会的需求。无数的事实说明，骗术得以流行的领域，就是人们的需求最为迫切的领域。
从上一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新的社会现实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人们的前途，出现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不像此前的几十年中，人一生下来，社会差不多就为你安排好了一切。从事一种职业，往往就是终生的归宿，变动的情况是很少的。即使有，也不是由个人考虑的，而是有关部门或者组织考虑的事。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许多条道路在等着人们选择，而其中的吉凶祸福，又往往难以预知。过去被压抑着的求富、求贵的愿望，现在被突然释放了出来。有人无所适从，有人急于求成。然而无论是急于求成者还是无所适从者，他们的不稳定感觉，比他们实际遇到的不稳定现状，又往往要强烈得多。其中有些人，为了名利或者财富，也往往采用了一些非正常的手段。这些手段，会使他们一夜之间成为富豪，也会使他们转瞬之间变成罪犯。所以他们预知前途的要求往往就更加强烈。在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预知前途的手段的时候，任何一种预知的手段都会成为他们的指路明灯。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脱离封建社会不久的国度里，那些并未经很好批判的占卜术，也就成为人们选择和利用的对象。
中国古代的占卜术，许多本来就是在《周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或者是与《周易》密切相关的，而《周易》，也就成了这些占卜术的精神领袖。现在，它们在《周易》的名义下死灰复燃，似乎顺理成章。
今天无论是在街上摆地摊，还是有国家营业执照、堂而皇之开公司、开店进行占卜的，都要打着《周易》的旗号，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许多所谓预测，和《周易》是没有关系的。那些算命先生，甚至不知《周易》为何物。他们打《周易》的旗号，只是因为《周易》可以使他们摆脱封建迷信的恶名。
六、名流、学者和政府的作用
《周易》热的兴起和特异功能热一样，社会名流和某些政府官员的支持，包括一些具有专家教授头衔的学者的支持，是《周易》热兴起的重要因素。有些所谓的预测大师，借着和社会名流的交往使自己也成了名人。这是一套狐假虎威的老套伎俩，可惜的是，某些社会名流也乐意让人假自己之威以成名。这些名流的不自重，是邪说害人的重要通行证。
某些政府官员，出于各种动机，甚至也出于要预测自己官运的动机，给予《周易》热以政治的、财政的帮助。不少有关《周易》的所谓学术会议，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召开的。一些政府官员，也出席这样的会议以表示政治上的支持。政府官员出席，媒体就要报道。于是有关《周易》的热潮就又获得了一次升温的机会。而他们其中有些人热衷于占卜术，迫切要预测自己的官运前途，又是《周易》热重要的市场。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某些有教授、研究员头衔的学者，他们受过正规的科学教育，可以熟记唯物辩证法的一切重要原理，但是在《周易》热的热潮中，却到处宣扬用《周易》占卜是灵验的，是准确的，甚至慨然充当算命公司的顾问。其中典型代表，是邵伟华的预测公司，在《光明日报》所登载的三分之一版面的大广告中，其首席、次席顾问，竟赫然列着著名学府的教授的大名。这些学者的支持，是《周易》热能够兴起的重要因素。
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需要科学结论支持的运动，比如一亩地到底能收获多少粮食？人的肉眼有没有透视的能力等等，如果没有学者的支持，这个运动是很难兴起来的，或者兴起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狂热。不幸地是，我国近数十年来的类似的运动中，其错误倾向往往都能得到某些学者甚至是具有崇高地位的学者的支持。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界的耻辱。我们盼望着，中国知识界或者学术界，能够有一天在保持科学的严肃、纯洁方面，为自己雪耻。
一般地说，在事关学术的热潮中，政府官员和某些社会名流的头脑发热，是有三分可谅的，因为他们不懂，或者懂而不深。但有关专业的学者也在其中发热，甚至推波助澜，就是不可原谅的。他们当为自己的错误付出声誉的代价。
七、《周易》热的后果
《周易》热，其实质是算命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封建迷信”热。就公开的报道而言，出现了依靠算命先生指导工作因而导致严重腐败渎职的市委书记，出现了企图依靠巫术禳解以便官运亨通的县委班子。据说有的党校中，白天上课学马列，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晚上在宿舍里，却是算官运，搞迷信。至于算命一条街，算命公司，也是全国各地，到处可见。中国古人就讲过：“国将亡，听于神。”《周易》热，使算命，也就是神灵，成为相当多的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指路导师，同时也成了腐蚀国人思想健康、腐蚀我们立国思想基础的腐蚀剂。
《周易》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古代典籍，全面而深入地对《周易》进行研究，是必要的。然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五千年来文化未曾中断的大国，其优秀文化典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人的骄傲。其他和《周易》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的典籍，也非常丰富，都值得深入而全面地进行研究。在如此丰富的文化典籍中，把《周易》特别地突出出来，似乎中国就这一本书重要，或者这一本书比其他的都重要，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是对丰富传统文化的贬低。而把对一本书的研究炒到如此的热度，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文化现象。
由于对《周易》的特别重视，这些年里对《周易》的研究确实比较深入，比以前有许多新的进展。不少被称为“学院派”的严肃学者，同《周易》研究中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从学术上弄清了以前所没有弄清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然而这一点学术上的成绩，和《周易》热给中国人民思想带来的混乱相比，得失而较，可说是损失远远大于获得。
科学，或者说学术研究，永远都是少数人专心致志、冷静思想、认真钻研的事业。不少社会现象都可以成为热潮，成为热潮对事情本身会有好处；不少事情都可以搞群众运动，参加者越多越好。惟有科学研究不能成为热潮，不能搞群众运动。一旦科学研究成为热潮，一旦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可以称为某某家，懂与不懂的都参加到研究中来，势必损害科学研究，或者走向邪路。这是建国以来数十年间的教训，也是15年来《周易》热给人的启示。
比如当前抗击“非典”的斗争。全民抗击，是必要的。人人都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不仅有益于一时，也将有益于长远。但不能全民研究。研究“非典”，只能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业。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周易》热中又提出了些什么问题？是不少读者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以后的读者可能想知道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