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与宗教的关系如何，一直是学术界尤其是宗教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而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对宗教的态度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一
爱因斯坦并不相信鬼神和拟人化的上帝，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容易得出结论的，因为他清楚地指出：“在人类远远还未成熟以前，……对于生活中危险的恐惧，使得人类想象出种种具有人性的鬼神来，这些鬼神在物理上人是觉察不到的，但是它们有本领使出令人生畏的或者令人欢迎的各种自然力。他们所相信的那些到处支配着他们的想象的鬼神，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在头脑里制造出来的，但是它们却被赋有超人的本领。这些鬼神就是上帝这一观念的原始形式。”在《自述》中他又说过，到他12岁时，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他“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至于宗教派别的传统，我只能从历史上和从心理上来考查；它们对于我再没有别的意义”。
不过，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爱因斯坦还是多次提到“宗教”、“宇宙宗教感情”这样的话题。他指出：当我们考查一下各种现存的宗教，它们所共有的是上帝概念的拟人化特征。“一般地说，只有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才能大大超出这个水平。但是属于所有这些人的还有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尽管它的纯粹形式是难以找到的；我把它叫做宇宙宗教感情。要向完全没有这种感情的人阐明它是什么，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因为没有什么拟人化的上帝概念同它相对应。”他说：“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搀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从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感情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
什么是“宇宙宗教感情”？爱因斯坦表达的意思很清楚：这是“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已经超越了“恐惧宗教”和“道德宗教”两个阶段；是由对“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的那种认识和“感觉到那种只能从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的那种感情所构成的。所以，“宇宙宗教感情”的含意，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的可认识，“相信世界的本质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另一方面，“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
二
这里，可能产生一个使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既然爱因斯坦不相信鬼神和拟人化的上帝，他的世界观从本质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宗教，那么他为何还是笃信“宇宙宗教感情”呢？
原因之一，是因为爱因斯坦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尤其是对犹太教的特别情怀。英国科学家、哲学家罗素于1927年在“全英非宗教主义”者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说《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其中谈到：“真正使人信仰上帝的完全不是什么理智的论点。绝大多数人信仰上帝，是因为他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受到这种熏陶，这才是主要原因。”他认为，这正说明了，如精神分析学家所不断强调的：早期接触的事物比起晚期来，对人的思想具有更强大得多的影响。康德就是如此，他在知识方面敢于大胆怀疑，“但在道德方面却盲目地相信他在母亲的膝前学到的道德箴言”。
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宗教意识“通过传统的教育机关灌输给每一个儿童。因此，尽管我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双亲的儿子，我还是深深地信仰宗教”。所以，虽然这种信仰在爱因斯坦12岁那年突然中止了，不过，宗教、尤其是犹太教对他的影响，那种虔诚的信仰体验，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以至他会说：“甚至在犹太人最古老的宗教经文里，就已浸透了这些社会理想，这些理想强烈地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且对大部分人类的社会结构都有良好的影响。”“如果我们从先知者们所建立的犹太教和耶稣基督教所教导出来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后来附加上去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那些东西统统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
原因之二，与爱因斯坦对社会科学的看法有一定的关系。他对自然科学有巨大的探索热情和坚定信念，但是对社会科学却有些认识不足。提到“科学”，他想到的多是自然科学。所以，他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
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他的志向有这样的特征：受了宗教感化，就是已经尽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重要的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说一个信仰宗教的人是虔诚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而这些目的和目标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
说得确切、明白一些，在爱因斯坦看来，自然科学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不能由自然科学来解决，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通过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宗教信念、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来解决。他想不出，除了宗教感情之外，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可见，在爱因斯坦那里，社会科学还没有重要的地位，还不能被自觉用来解决人类价值观的问题。
三
不过，爱因斯坦并非一点儿没有看到宗教的不足。“即使是从这些最基本的宗教要求的观点来考查今天文明人类的实际生活状况，人们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也必定会深深感到苦痛的失望。虽然宗教规定在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都应当兄弟般地相亲相爱，但实际景象倒更像一个战场，而不像一个管弦乐队。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到处都是以牺牲自己的同胞来无情地追逐名利为指导原则。这种竞争精神甚至流行在学校里，它毁灭了人类友爱和合作的一切感情，把成就看作不是来自对生产性和思想性工作的热爱，而是来自个人的野心和对被排挤的畏惧。”
于是，爱因斯坦不得不求助于宗教以外的途径。1951年1月给在纽约举行的“伦理教育协会”成立75周年纪念会的贺信中，他说：“在宗教清洗掉迷信成分以后，它所留下来的就是培养道德行为的这种最重要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构成了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对于宗教，教育却考虑得太少了，就连仅有的那一点考虑也还是很不系统的。”所以，他呼吁：“当前世界政治上所处的可怕的困境，同我们的文明疏忽了这一方面的罪过有很大关系。要是没有‘伦理教育’，人类就不会得救。”在此，已经涉及社会科学中的伦理学了。他还正确地指出：“伦理公理的建立和考验同科学的公理并没有很大区别。真理是经得住经验的考验的。”正如自然科学不需要超验的信仰一样，伦理公理也不是建立在超验信仰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人类无数次实践基础上的，“是经得住经验的考验的”。
在1931年2月16日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中，爱因斯坦进一步提出：“如果你们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关心人的本身”、“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等，已经进入人文科学、经济学等研究领域了。
正是上述两方面主要原因，使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之外，常常用“宇宙宗教感情”替代了社会科学研究。他主张的一些观点不妨可以这样来校正：自然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单凭自然科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要靠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的大力参与。不理会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就像“瞎子”，与自然科学脱节的社会科学就像“瘸子”。“我们的志向和判断的最高原则”不能只靠“逻辑演绎来证明”，但也决不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而是要凭借实践（包括经验）和理性的结合来解决。显然，“宗教感情”则是画蛇添足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