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冷战的结束与两级格局的解体，令笼罩在人类头顶的大规模战争阴影烟消云散。然而，一系列新问题逐渐积聚并浮出水面：恐怖主义、生态恶化、资源枯竭……无一不对人类的未来构成潜在威胁。其中，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抬头尤为引人瞩目。一方面，这个跨国性问题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背景，难以通过简单的手段化解；另一方面，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也令人意识到，中国在这方面不可能置身事外，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的结合，已经成为暴力恐怖活动的重要源头，对我国国家安全影响甚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原因、对我国的威胁及应对之道加以关注。
根据徐浩淼先生所阐释的概念，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在伊斯兰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是伊斯兰教政治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其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它是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第二，它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是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形式；第三，它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其目的是通过传播极端思想采取包括暴力在内的极端手段，重建“哈里发国家”，使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化；第四，它是一种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极端主义，而不是其他宗教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在思想上与伊斯兰教主张的六大信仰完全不同，而且在社会行为、政治行为上与伊斯兰教教义有根本区别。①
伊斯兰教的历史悠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存在也非自今日始。既然如此，又是什么导致它在后冷战时代迅速抬头呢？
首先，根据西方的观点，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包括苏东剧变后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地域迅猛发展，一方面创造了可观的财富，另一方面也让自由资本主义的痼疾——贫富分化在欠发达国家内部乃至国家之间愈发凸显。特别是在那些被美国以武力逼迫进行所谓“民主化”转型的伊斯兰国家中，社会的动荡和良政的缺失加剧了很多民众对美国所代表的西方势力及国内政局的不满，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潮以强调其伊斯兰宗教传统乃至回归原教旨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大量贫困人群实际上在不断被原教旨主义所“纯化”的宗教世界得到了“再教育”和“重新”组织，为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力资源。同时，现代交通手段与通讯技术的发达，也使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变得更加便利。
而在另一方面，原本奉行无神论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解体易帜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变迁和话语权转换，为宗教影响力的扩张创造了条件；鱼龙混杂的宗教发展态势，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文化和内生的历史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为宗教极端主义占领一部分人的思想阵地开启了良机，形成了如独联体某些区域中所出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的局面。
具体到各国的政策上，笔者以为，伊斯兰教信众的移民问题是一个值得提及的现象。由于历史传统与宗教观念问题，伊斯兰世界的人口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而欧美不少发达国家却面对老龄化困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展，人口的跨国流动增强，越来越多的亚非穆斯林离开传统聚居地，前往欧美国家，从而实现了对“基督教世界”的和平渗透。有些讽刺的是，尽管发达国家的不少人士对此忧心忡忡，但碍于其自身长期标榜的“种族平等”“迁徙自由”等政治理念，西方国家难以动用国家力量对其进行遏制，相关的警示也不过是停留在口头上或干脆遭到封杀。某些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正是利用这一点得以潜入欧美发达国家，不仅策划实施了多起恐怖袭击，还利用其文化“软实力”达到合法凝聚精神认同的目的，在欧美引发了社会分裂之虞。去年以来不少欧洲国籍的青年穆斯林出境投奔ISIS极端组织，引起所在国社会忧虑和紧张的事实，就是一个例证。
此外，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需求，在历史上和当前明里暗里地支持一部分伊斯兰民族主义或所谓“政治伊斯兰”势力，使伊斯兰极端主义乘机坐大。典型的有俄罗斯的车臣、前南地区的科索沃。包括本·拉登也曾在阿富汗抗苏斗争中，得到过来自西方的援助。现在回头来看，西方这些做法颇有“养虎贻患”的意味，极端主义分子借此大肆扩充了势力范围，最终对西方反戈一击。① 类似情况，近年又在叙利亚发生。ISIS极端组织的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挑动叙利亚内战的恶果。
毋庸置疑，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散已经超出国家的边界，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性挑战之一。但相比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威胁更为严重，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这些国家更容易与民族分裂活动或武装颠覆活动相结合并互相促进，构成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大威胁。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要数俄罗斯的车臣问题，通过回顾车臣民族分裂运动的成因、经过以及俄罗斯当局的应对策略，我们能够得到许多启示。
车臣共和国是俄联邦的加盟共和国之一，由于地处高加索门户，从沙俄时代开始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沙俄政府在付出了血腥代价之后才将车臣并入自身版图。由于种族、社会发展水平及宗教信仰等多重原因，在苏联建立后，车臣与莫斯科中央政权的关系仍然紧张，在二战时期甚至出现了许多反苏势力，直接导致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层采取强制迁徙等手段，对车臣居民实施歧视性待遇。苏联解体后，由于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车臣分裂势力一度建立起事实上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与俄联邦军队爆发了残酷激烈的武装冲突。在俄政府“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之下，今日的车臣虽然重新走上了融入大俄罗斯的轨道，但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思潮仍然暗流汹涌，恐怖活动时有发生，成为俄罗斯“下腹部”的一块溃疡。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势力的结合，给车臣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动荡。究其原因，当中确实少不了历史宿怨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在于内因——即前苏联当局的宗教与民族政策。简单来讲，当局在处理车臣问题时的政策缺乏连贯性，先是随意改变当地行政区划、以国家暴力实施种族歧视并粗暴压制宗教信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之后又在上世纪80年代末“新思维”泛滥、中央政权衰弱时，对已经抬头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势力姑息纵容，错过了打击的最佳时机，这种忽而极左、忽而极右的摇摆最终导致局势变得不可收拾。直到2000年后，俄罗斯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国力有所恢复，普京政府才得以采用恩威并施的手法，综合运用军事、经济、社会、法制策略，对车臣的破坏性势力予以了较好的限制。但即便如此，车臣在俄国内仍享受着其他加盟共和国所不具有的特权，可谓国中之国。
历史是一面镜子。车臣问题给俄罗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为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和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榜样”。众所周知，中国的新疆地区长期存在民族分裂主义的土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由于国际大气候和某些内部因素的变动，与宗教极端主义密切相联的民族分裂势力及其所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有所发展，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急剧上升。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到2014年乌鲁木齐“5·22”事件、莎车“7·28”、“11·28”事件，都造成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族群众的严重伤亡。2013年北京天安门广场“10·28”事件、2014年昆明“3·1”事件，则是暴力恐怖活动向新疆以外地区的溢出表现，从而让内地的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已经来到身边。
或许有人认为，将车臣与新疆相提并论是小题大做。的确，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其强度无法和车臣相比，这充分说明我国民族和宗教政策在新疆的实施总体上是成功的，说明国家机器对以宗教极端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三股势力”坚持打击是有效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新疆面临的内部环境还远未处于理想的稳定状态，旧的矛盾在解决之中，新的矛盾依然会层出不穷。对于任何具有破坏性倾向的苗头，都有必要予以警惕和抑制。对于导致新疆民族和宗教问题持续存在甚至局部、短时激化的各种原因，都应该进行详细解析并准备相应的措施。特别是在美国一直不肯放弃支持“疆独”分子、ISIS极端组织又宣布其“哈里发国家”将延伸至新疆地区的情况下，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受到鼓舞而在新疆采取新的恐怖活动与之呼应配合的可能，决不能掉以轻心。
当今的中国处在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阶段，宗教极端主义的泛起及其同民族分裂势力的结合，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构成了潜在威胁。有车臣的教训在先，我国政府必须防微杜渐，运用综合治理手段对其进行遏制。从世界范围来看，伊斯兰极端主义有着深厚的基础，对其的治理也是庞大而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多管齐下。
首先，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宗教和民族问题也不例外。考虑到贫困是宗教极端主义发芽生长的重要催化剂，以及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客观现实，大力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并运用国家力量予以扶持是必须坚持乃至不断加强的。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边疆地区的社会公平问题以及人口流动问题也较内地更为敏感，政府需要积极作为，运用政策和法律手段，在入学、就业、晋升等各方面，大力营造一个让少数民族和汉族群众都感到满意的相对公平的良性竞争环境，铲除极端主义的物质基础。
其次，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部地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检验，被实践证明是符合国情的。在当前，除了继续巩固这项政策的基本框架外，需要更加强调“政教分离”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切断宗教影响政治运作的渠道。一方面，在地方任职的公职人员不应信仰特定宗教，同时，对于非法宗教活动，必须严格制止，对于借宗教旗号掩盖民族分裂的政治行为、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必须运用严厉手段进行打击。这就要求在新疆不但要特别强化“党要管党”“党管干部”的规矩，也要全力调动和发挥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积极性，继续加强对涉教事务和涉教场所的依法管理。2014年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政方针，充实了“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处理宗教问题基本原则，必须不折不扣地全面贯彻执行。
再次，对抗宗教极端主义必须有效占领思想阵地。一段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地位和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的无神论教育遭到削弱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必须从党内教育和学校教育入手，认真加以扭转。同时，必须使边疆各族人民树立明确的国家意识和法律意识。要做到这一点，在学校阶段大力开展宪法教育和世俗化公民教育必不可少，要让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和民族观，防止“民族自决”思想的干扰。在这方面，国家已经着手推动的在新疆普及双语教学的工作意义深远。
最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起是国际性问题，要想遏制其破坏效应，工作范围不能局限于国内。在这方面，国家向来重视与中东、中亚国家的关系，并运用上合组织等框架大力打击“三股势力”，形成了较为有效的机制。今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推进更为广泛深入的反恐国际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铺设了更加开阔的途径，并可以由此带动更具根本性的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展全球治理的新思路。
总而言之，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为了保证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不仅需要国家力量强有力的行动，也要重视做好各族人民群众的工作，做好建立反对极端主义的国际联合阵线的工作，这不仅是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主权的需要，也是确保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解析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泛起》（内部资料），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翻译中心编译，2005年。
［2］徐浩淼：《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阐释》，《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2期。
［3］《中国与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果洪升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车臣之鉴：俄罗斯恐怖事件根源及教训》，徐振泽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
［5］侯艾君：《车臣危机：历史根源与政治现实》，《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2期。
［6］ 《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张植荣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新疆改革开放30年通览》，吴福环等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简介：张昊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职研究生
本文责编：申振钰
（《科学与无神论》201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