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历史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２０世纪初，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是带有军事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在对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发动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犯下了累累罪行。在近代历史的转变过程中，日本佛教也由江户时期的“准国教”下降为神道教的附庸。面对局势的变化和自身地位的衰落，佛教界也开始谋求新的出路。从总体上看，２０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他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帮助政府进行愚民教育，被政府当成阻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传播以及镇压工农运动的工具；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人员家庭、战死者亲属的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
下面，就以净土真宗为例，看看日本佛教界是如何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为军国主义服务的。
佛教本来是一种以和平、平等、慈悲、宽容为根本精神的宗教。但是净土真宗东西两本愿寺为了在理论上为其作为战争的帮凶找到依据，便抛出了所谓的“真俗二谛论”，奉行所谓以“王法”为本的路线，在“护法”的名目下鼓吹“时代即应化”。明治二十七年（１８９４）八月一日明治天皇以诏书形式发布宣战布告，八月六日真宗大谷派法主便紧随其后发表《垂示》说：
苟为帝国之臣民，当此之时，宜当义勇以奉君国。本宗门徒，尤当遵从予所教示之二谛相依之宗义，牢记为朝家为国民而念佛之祖训，专心一途，精忠报国。
大谷派法主以“真俗二谛相依论”（本愿寺派作“二谛相资”）作为教义上的论据，借以唤起信徒“报国的忠诚”。他鼓励信徒们勇跃捐献军用物资、慰问品，并对从事军务的信徒们说：
速信他力本愿而住于平生业成之安心，致身命于国家而毫无恐惧，勇往奋进而扬国威于海外，同心一致以奉答海岳般天恩。是为尽帝国臣民之义务，亦即守本宗念佛行者之本分也。
在《垂示》的结尾，大谷派法主还大声呼吁：“门末之辈宜奉诏敕之圣旨而竭诚尽力”。四天后的八月十日，东本愿寺在大寝殿宣布了关于开战的“法主直命”：
本宗以王法为本为宗义。体此教旨，必须以身许国，克尽忠勤。
无论是大谷派还是东本愿寺派，都将“王法为本”作为一面旗帜，并以此作为鼓励信徒为国尽忠的宗教依据。该宗执事渥美契缘还做了“复命演说”，叫嚣此次战争只是一时的战争，“旨在确保东洋的和平、相互间的和合”以及日本人民的安居乐业。渥美还美化明治政府的侵略行径，认为这次战争的原因是清国（即中国）的“横暴”，所以这场战争应当是“义战”。他说，清国丧失了“礼让之道”，虐待属国人民，有违于《大无量寿经》的“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的道理，因而理应挫败清国，援助弱国朝鲜，使其“独立”。他对从军的信徒说：士兵如果畏难怕死，“不仅有背于日本帝国臣民之本分，亦有背于吾净土真宗王法为本之御化导，因此必将是如来圣人之罪人”。他巧妙地将佛教经典，甚至如来、祖师搬出来，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针对那些战死沙场的士兵的双亲、妻子，他安慰说：出征士兵“头戴天恩，肩荷佛恩”，他们肯定会因念佛而往生，“纵然水溺火烧，为枪炮所伤，为刀剑所贯，临命终时不拘善恶……遂往生安养净土的花之台”。他激励士兵抱着报答“天恩”、“佛恩”的精神而战，就绝不会败给敌人，并称此举为“我净土念佛行者之本分”。
八月八日真宗大谷派在本山寺务所设临时奖义局，处理有关战时的事务，如授予从军士兵名号，授予战死者法号，以及捐款、捐物等。本愿寺派也一样，八月七日设置处理战时事务的临时部。建成这样的体制之后，大谷、本愿寺两派的法主便于八月十三日一同启程去拜谒天皇，向朝廷表达“报国”的忠诚。
经过这样的宗教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士兵都相信该宗的“往生说”，临战时不再恐惧，而将生死置之度外。当时真宗在京都车站向出征士兵赠送“携带用军人名号”以及武装思想用的小册子。“军人名号”对士兵来说就是护身符，小册子是为了鼓吹一种“军人精神”。在八月六日的法主《垂示》的基础上，真宗开始向各地派出布教师，其中还得到国家许可派遣慰问僧到战地慰问将校、士兵及其他居留民”。
在捐款和捐献物资方面，大谷派曾于七月三十日和八月六日两次向信徒作出动员，本愿寺派也于七月三十一日动员信徒。八月六日大谷法主在《谕示》中号召信徒们竭尽专心报国之忠诚，捐款捐物，慰劳在外的将士以助军气的振兴。当时日本政府也设置了“陆军恤兵部”，并于八月十五日的《敕令》第一四四号发布了《军事公债条例》，计划募集五千万元的军事公债。无论是大谷派还是东本愿寺派都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一定的数额。
伴随着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以真宗为代表的日本佛教界更加自觉地为发扬所谓的国威而奔走驰驱。《马关条约》签订后，真宗等各派又举行诸如“从军战死者追悼法会”、“祝捷奉告法会”等一系列活动，并称这些活动是“报国恩于万一”。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大谷派法主访问日军大本营，并送去祝贺战争胜利的贺表。两天后执事渥美契缘在东本愿寺发表演说。他说：
去年以来的战争实可谓空前绝后。发动这场岂止迄今之日本即是万国也无法比拟之战争，诚扬我日本国威于世界各国……
他感叹日本的领土一下子扩展至澎湖列岛，同时又觉得应当将与此“时机相应”的“要法”输出到国外。渥美契缘的话代表了日本佛教界的心声。另一方面，真宗等佛教界感戴天皇之圣恩，表示胜利后应当更加谨慎，“戒骄逸，以恭俭为宗旨，上下一致，守其分，勉其业，以固富强之基，以图国运之振兴”。总体说来，以甲午战争为契机，真宗不可否认地更加朝着国家主义方向倾斜。
日俄战争期间，真宗在十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形成的战时对应体制基本上没有变，但实地布教、说教的水平和力度则大大地加强了。本愿寺派法主镜如以“告出征军人门徒”为题亲自“开示”，勉励出征将士：“汝一心正念即速而来，我善护汝等，纵堕水火等一切灾难而无有恐惧。”吉谷觉寿在其法语《国体与宗教》中，引《梵网经》“一杀多生”这句话说：
为了让众多的人活下去而杀一人，杀掉世界上作为邪魔的一部分（指俄罗斯）而帮助大多数人活下去，这是大菩萨行。
真宗本山时常“慰谕”出征军人，如北陆金泽曾在真宗大谷派七座寺院连名签署的《出征军人慰问状》中说：
万一必须光荣地战死之时正是出色地尽军人之本分，欢喜、勇敢地赴死，其时早得南无阿弥陀佛的亲自接助而往生净土。
……如果你梦萦俄营，思恋我故乡，请念南无阿弥陀佛；如果担心死后的未来，请念南无阿弥陀佛；在残酷战场的血烟中感到痛苦时请念南无阿弥陀佛。只有称诵此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则修罗巷中像雨一样飞来的子弹、像云一样涌出的硝烟、堆积如山的尸骨发出的血雨腥风、倒下时悲痛的呼叫声都将直接化成极乐的微妙音和清凉的风。
《观无量寿经》中有“地狱的猛火化为清凉之风”的说法，《慰问状》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接着，《慰问状》还根据善导所说的“利剑即是弥陀名号”这句话敷衍道：
你手中所握的枪即是消灭国仇的名号。你所应念的名号即消除你胸中痛苦的枪。
像上述这种讴歌战争、顺应国家体制的言论不计其数。如河崎显了在《战时佛教演说》中所说的“为朝家、为国民而战”。又如《正像末和赞》说“敲碎骨头以报师主知识之恩德”。总之，到处都体现了“平生业成”、“真俗二谛”、“王法为本”等思想，而所谓的“天皇绝对观”也充分地贯彻在各种说教中。他们把战死当作“解脱”之道，而把杀敌当作佛的旨意。
真宗对时局的贡献可谓大矣！对此，天皇政府也时常给予褒奖，如天皇就曾嘉奖真宗本愿寺派的法主大谷光瑞说：“绍述先志，奖励门末一般之奉公，又广派从军僧侣到出征部队，努力鼓舞士气。其劳不少，朕深嘉之。”
在世人的印象里，佛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信奉“和平养无限天机”这一基本理念。但是，近代净土真宗等日本佛教竟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帮凶，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应当时常进行深刻的反思，特别是在当前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时候。
作者简介：何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科学与无神论》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