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矛盾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然而对矛盾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式却会对科学的发展有截然不同的作用。光学史上学说之间的矛盾、学说内部的矛盾、学说与实际的矛盾曾经长期此起彼伏、众多复杂，很有典型性。下面就以光学为例看看科学家是怎样对待矛盾的，再对比一下刘子华等人是怎样对待矛盾的，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表现和态度“会阻碍科学的发（进）展。”（郭?、宋正海语）[1][2]
光的微粒说认为光是光源直接射出的物质微粒，光的波动说认为光是光源通过介质传播的波动，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无法全承认。虽然两种学说各自都有一些现象自己解释不了对方却能解释，但谁也不会认为把它们俩合在一起，哪种好用时就用哪种，问题就解决了。只能根据哪一种学说能解释更多的光学现象来决定取舍。牛顿（Newton）在撰写《光学》一书时虽然也注意到了一些微粒说不好解释的光学现象，但当时的波动说把光看成是一种纵波，加上实验水平有限，能够显示出波动说优于微粒说的地方很少，权衡下来，牛顿只能把波动说割舍。随着实验水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与微粒说矛盾的现象被发现，加上杨（Young）提出了横波假说，波动说的适用范围终于超过了微粒说从而成了主流学派。但当波动说遇到光电效应时却实在无法解释了。爱因斯坦（Einstein）对此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虽然由于当时这个假说还不能完全取代波动说，造成了对光有相互矛盾的解释并存的局面，但爱因斯坦至少给它们划分了适用范围，就是光量子说只适用于光的产生和转化，而光的传播仍适用波动说，使它们在使用上不会发生冲突，并且承认理论上的矛盾状态只是个过渡，以后一定要解决。后来海森堡（Heisenberg）等人创立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Schrödinger）创立的波动力学总算使所有的光学现象都能用无矛盾的一个学说来解释了。可是矩阵力学是以离散的粒子图像为出发点，波动力学是以连续的波动图像为出发点，它们之间还是有矛盾。直到狄拉克（Dirac）等人证明两种力学完全等价，统一的无矛盾的光的波粒二象性学说才算基本确立。从上述光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科学家容不得科学体系里有矛盾，发现矛盾就一定要解决它，所以科学家才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使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向前迈进。
至于刘子华解决矛盾的方式仅举一例。刘子华将“太阳系十二主要星球”与各卦对应后将它们按“阴阳两部”分别计算各部“阴爻总数”，发现两部各自的“星球速度总数”与“阴爻总数”之比近似相等。刘子华说：“但此现象，似与阴阳定义大相矛盾。因据上章阴主静、阳主动之说，则星球速度应与其卦之阳爻成正比例。其实这矛盾不特似是而非（引者注：原文如此），且更证明太阳系所有星球之运行动力，确均来自一共同中心，惟因来自一共同中心，其运行之动力乃被动（我国译此运行为公转，其意之深切，确合实际）而非自动。既曰被动，则星球愈阴者，其运行之动力愈大，或星球愈阳者，其运行之动力愈小。”[3]（第56页。以下只注明页码处为引自此书）刘子华在这里用把“阴阳”的意义另作解释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可他就在这段话的前十几页、第四章的开头说：“因全部卦理系以阴阳性为主，阴至静而阳主动，速度乃动之表明，密度乃静之表现（阴有静、收敛等性。如以收敛之性而言，则更可见密度之与阴静有关）。故卦理之独与速度及密度吻合，自有必然之理也。”（第42页）现在既然速度因“被动”而属“阴”，那刘子华就是选了两项“阴”而没有选“阳”，那怎么会有“卦理之独与速度及密度吻合”的“必然之理”呢？如果说第56页的那段话是鉴于太阳系的特殊性对“阴主静、阳主动之说”进行了修正的话，那第42页的那段话也是针对太阳系来说的呀，它们的适用范围是一样的呀。这个矛盾刘子华就不管了。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刘子华的理论提出时就具有某些难以解决的矛盾，而在于刘子华以允许在同一领域里存在相互矛盾的解释为手段“解决矛盾”。速度如果说成属“阴”能说通就说属“阴”，如果说成属“阳”能说通就说属“阳”，至于速度到底属“阴”还是属“阳”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属“阴”什么情况下属“阳”，他并不在乎，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把它明确。就像某个相声里说的算卦先生要给人算有兄弟几人，就在签子上写“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支”。这“孤独一支”既可以解释成加“一支”，也可以解释成减“一支”，还可以解释成别的什么意思，关键是不能在事先把它的意义明确。正是由于卦理中“阴阳”意义的含糊性，使得各种相互矛盾说法都能与它“吻合”，从而不管实际出现什么情况都可以保证“总有一款适合你”。而用“八卦方式”的研究者只要有一种说法能说通，就认为问题都解决了，不需要为克服与其他说法的矛盾再去探索了。可见“八卦”的研究方式与科学的研究方式是相矛盾的，用它来研究科学肯定是有碍于而不是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如果说上述例子有点儿偏，其矛盾对刘子华整个理论的影响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下面两个例子中“八卦研究方式”的负面作用则比较明显了。
张一方早在2004年就认为冥王星只是柯伊柏带的7万多颗小行星之一，认同“冥王星不应该列名九大行星，……它只能与小行星并称”的观点。[4]这本来与刘子华“太阳系十二主要星球”的观点相矛盾，可他却说“太阳系的八大行星结构……对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吸引人之处，八大行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八卦数目是一致的。”（同前）居然如此轻松地就把矛盾“化解”了。要知道，日、月与八卦的对应是刘子华直接从《周易》中搬来的（第24页），他的“八卦宇宙论”完全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如果将八大行星与八卦相对应，也就是将日、月从八卦中剔除的话，那不仅对“八卦宇宙论”是釜底抽薪，而且对《周易》都是重大的冲击。仅仅看到这儿有个“八”，那儿也有个“八”，就认为两者相符，没有矛盾，也就不用再研究了，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李长铎在反驳批判“八卦宇宙论”的文章中说：“……显然，这与太阳系应有的范围极不相称，表明存在冥外行星，甚至存在不只（止）一个冥外行星的可能性是不小的。”[5]“存在不止一个冥外行星的可能性是不小的”，也就意味着刘子华“木王星当为完整太阳系之最后一颗行星”（第76页）即太阳系“主要星球”正好为十二颗的观点被否定的可能性是不小的。可是李长铎随后却又说：“
如果说上两个例子对科学发展的阻碍还只限于太阳系研究领域的话，那下面这个例子则反映出“八卦研究方式”在更大范围的负面作用。
郭?说：“霍进（金）先生的讲演从宗教方面‘如果上帝是开端，开端之前上帝在做什么’这一问题切入（点）。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的古代哲学里，并不能构成‘问题’。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其最高本源是‘太极’。《周易》里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太极’一气生有天地万物，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引者注：原文如此）”[8]怪不得中国出不了霍金这样的人才，原来原因在这儿呢！既然《周易》里都有了，那当然人们就用不着再费劲去探索了。如果说李长铎为刘子华辩护的理由虽然在行星个数上跟实际不沾边儿，但在冥王星外还有星球这点上多少还有点儿实际的影儿的话，那郭?对《周易》的赞扬连实际的影儿都没有。前两位虽然在处理矛盾的方式上有问题，但好歹还顾及到了矛盾；而到了郭?这里，“太极”代表实际中的什么，“两仪”、“四象”、“八卦”又代表什么，它们又是怎么相继“生”出来的？这些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他全都不顾，反正“《周易》说的准没错”，肯定《周易》已经不需要理由了。《周易》在一些周易迷的心中已经不需要实际验证，它自己就是验证假说的标准了。迷信《周易》到了这种程度还会去发展科学吗？在这种思维方式的禁锢下中国的科学家也就只剩下一种事可做了，就是等着洋人有了什么发明发现赶紧出来宣布我祖上早已有之。我不愿意像一些刘子华的辩护者那样用扣大帽子的方式辩论，但他们抛出的一些大帽子如“遏制中国科技创新”、“‘中国威胁论’的帮凶”、“历史上的罪人”等等（同前），从“八卦研究方式”的实际效果来看，是不是他们自己戴着比较合适呢？
历来想用《周易》研究科学的不乏其人，但真正研究出成果的实在鲜见。无怪乎一些周易迷们明明已经看出“八卦宇宙论”漏洞百出了，还要硬着头皮为它辩护。其实从根儿上说“木王星”不是刘子华预测出来的，它本是清康熙年间徐发圃臣记载的“女帛”星。[9]刘子华建立“八卦宇宙论”主要不是用来创造新知识，而是用来证明中国古代知识都是对的。这本来也无可厚非，科学史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在他那里古文记载和八卦不是作为检验对象，而是作为检验标准。“四隅星”属于什么星？如果是行星当时人们是怎么发现的？怎么会把它们从众多的星星中抽出来统称为“四隅星”？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正好位于“四隅”？如果其中的三颗星就是已发现的“三王星”，那它们现在是否就正好位于西南、西北、东南三隅？本来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是可以从古人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促进科学发展的。但刘子华对这些问题并不上心，他上心的只是“四隅星”在八卦中的位置，一旦它们与四个子卦对上号，他就认为“四隅星”的身份已经完全确定了，剩下的只是寻找那个尚未被现代人发现的“木王星”了，从而也就掩盖了古文献与实际的各种矛盾。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即使是反对“八卦宇宙论”的人诟病点也多集中在预测“木王星”上，而那“三隅星”是否就是已发现的“三王星”则鲜有人再追究。可见用“八卦方式”进行研究不仅有碍于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也有碍于对古代天文学的挖掘。
归纳以上各例子的分析，科学研究方式与“八卦研究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竭力发现理论与实际等之间的矛盾，通过解决这些矛盾推动理论的发展；后者竭力发现理论与实际等之间的联系，只要发现它们在某个地方有某种联系就算完成了对理论的验证，其他地方有再多再大的矛盾也不管了。由于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如果不区分联系的性质，只讲联系，不讲矛盾，那只要主观上愿意，再荒唐的观点、再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论也可以在客观实际中找到“验证”。就像某个相声说的那样，为了维护“山里红”与阴阳五行中的“金”有联系的观点，找到煮山里红的沙锅的“锅”字有“金”字边儿，也算完成了证明。这样任何理论观点都可以与事实“互相吻合”（第80页），也就都不用改进了，从而科学也就没有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八卦研究方式”阻碍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还有的周易迷走得更远，认为周易阻碍科学发展也不是什么坏事，说这是坏事那是因为把科学发展作为标准，如果把周易作为标准就不是坏事了。田松说：“关键在于，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心，要敢于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文明，以及全球文明。”[10]可这样一来那不同国家的人之间还有理可讲吗？所有的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岂不是理所当然的了吗？退一步讲，即使中国要有自己的标准，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经典，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互矛盾之处，我们又应该以哪一部为标准呢？再退一步，即使应该以《周易》为标准，几千年来对《周易》的解释又有很多流派，它们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我们又该以哪一派为标准呢？进一步讲，每个民族是不是也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呢？那各民族是不是也应该有自己衡量好坏的标准呢？再进一步，每个地域、每个企业以至每个家族也有自己的文化，那他们为了“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是不是也都应该有各自衡量好坏的标准呢？科学不同于《周易》之处恰恰就在于科学是个开放体系，它不以任何经典为标准，只以客观实际为标准。任何理论只要符合实际，如果目前的科学体系中没有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把它们吸收进来；反之，目前的科学体系中已有的任何理论如果被发现不符合实际，也都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把它们淘汰出去。所以科学虽然不代表绝对正确，但它总处于相对正确的位置上。而《周易》作为定型的经典著作则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所以它只能作为研究的对象，不能作为衡量好坏的标准。科学之所以一定要发展，就是为了不断地吸收进正确的内容，淘汰出错误的内容，以便更好地指导人们的实践。提倡发展科学恰恰说明没有把科学“尊崇为绝对正确的东西”[11]。当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方面相互关联的，我们不能片面地单独强调发展科学，但无论如何阻碍科学发展总是坏事，这使我们无法修正错误，接近正确。面对田松文章中明显流露出的反科学倾向，周易迷们该好好反思反思了，自己到底应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
[1]谭晓娟：《索赔250万?“八卦宇宙论”燃战火》．《天府早报》，
[2]申剑丽：《“民间科学家处境很可怜”》．《新京报》，
[3]刘子华著：《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行星的预测?日月的胎时地位》．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4]张一方：《刘子华的木王星和太阳系的八大行星模式》．《安阳大学学报》，2004（1）
[5]李长铎：《八卦宇宙论与行星预测――驳〈北京科技报〉2005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之六》．理学网，
[6]方舟子：《欺世盗名的八卦宇宙论》．《北京科技报》，
[7]李长铎：《从历史角度看“科学”与“伪科学”――寻找和解决“废伪科学”与“反伪科学”两大阵营的根本分歧》．理学网，
[8]郭?：《述评刘子华的“太极中心论”》．天地生人讲座网―讲座快讯第128期，
[9]科海泛舟：《假设亦要有根据――析刘子华“八卦配偶律”与提丢斯―波得定则的区别》．科学无神论网―学术―学术争鸣，
[10]田松：《为什么我们需要讨论周易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天地生人讲座网―周易阻碍科学发展还是促进科学发展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
[11]田松：《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三思科学》电子杂志，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