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其一，国外有关智能设计论的论著在华翻译出版始于1999年（美国出台《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后的第二年），其时中国社会急剧变迁，集中国本土文化糟粕之大成的“法轮功”邪教谋逆、旋即覆灭，科学无神论人微声弱，基督教在华非常态扩张则如火如荼。

      其二，近年来调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时尚，“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之类的奇谈怪论堂而皇之地进入科学讲堂，《物种起源》问世150年后的2009年中国没有举行任何官方纪念活动。2010年有关机构受权权威发布中国大陆基督教信徒的最低数字为2305万；中国大陆的所谓“家庭教会”等非法宗教组织近年来挟洋自重、蠢蠢欲动；“与国际接轨”、“做世界公民”、“听神的，不听人的”成为新世纪“中美国”利益纠结体轮廓依稀背景下国内某些文化买办、文化基督徒及崇洋媚外者的口头禅。

      本文旨在针砭世象、直抒胸臆，文中一些材料源自国际互联网，无法一一注明，也未必严谨精当，但与脚注文献对照阅读，似仍不失参考价值。世事蹉跎，无暇精审，请允许拙文以抛砖引玉自期。

      一、智能设计论及其来龙去脉

      根据国际互联网上广为散播的某些资料，我们发现智能设计论有如下主张：自然界特别是生物界中存在一些现象无法从自然界本身予以解释，必须求助于超自然的因素，即必然是某个具有智慧的创造者设计了某些规则，创造了这些实体，造成了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特征可归纳为不可化约的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①、特定复杂性，以及宇宙万物有序、符合规律。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性用智能原因可以更好地解释，而不是来自无方向的自然选择。

      智能设计论运动是在基督教智囊团体发现研究院（Discovery Institute）的指导下开展的有组织的新神创论活动，目的是推动宗教日程，呼吁在美国的公共领域进行广泛的社会、学术和政治变革。这个运动的总体目标是击败以进化论（Evolutionary Theory）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令科学与基督教和神学信仰相和谐。菲力普·约翰逊（Phillip E．Johnson）是智能设计论运动之父，他说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把创造论铸造成科学概念。智能设计假说的主要支持者对这个假说本身的说明彼此冲突。面对一般大众，他们说智能设计假说不是宗教，同时又声称其理论基础来自圣经；当面向保守的基督徒支持者时，为了取得支持，研究院的人又将自己定位为福音派倾向的基督徒。②

      智能设计假说在20世纪被看成是试图改变科学基础、颠覆进化论的现代神学变形。随着进化论被用于解释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智能设计假说的论据也在变化，但是其根本观点没变：复杂的系统必须有一个设计者。③

      智能设计假说支持者寻找的是他们所声称的“智能痕迹”证据——物体所具有的、必须来自设计的物理特征。常被引用的论据包括：不可化约的复杂性、信息机制和特殊复杂性。智能设计假说支持者认为，如果生物系统具备一个以上这类特征，他们便推论这些特征来自设计。这个观点与主流生物学正相反，生物学研究依靠实验和可理解的数据采集，以突变和自然选择来解释生物体的变化过程。智能设计假说支持者认为，尽管智能设计所指向证据的产生过程不可观测，但它对自然界的影响是可检测的。

      智能设计假说的立论小心地使用世俗的词汇，并刻意避免指出设计者的身份。菲力普·约翰逊声明，在论点中精心避免高调的神学术语、用世俗的语言留下模糊的伏笔是必需的首要步骤，目的在于最终重新引入基督教概念的上帝作为设计者。

      智能设计论实质上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所谓“科学神创论”，表达的是西方基督教势力基于信仰主义立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层恐惧心理和企图抗拒、但最后不得不妥协的一种矛盾状态。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鼓吹智能设计论的基督教势力梦寐以求地试图使智能设计论进入美国教育领域，即使不能排斥有关进化论的教学，也要设法使智能设计论与进化论在教学的制度安排层面处于某种对等或均衡状态，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断制造舆论，屡次发起司法诉讼，虽然取得过部分成功，但总体上以失利或失败告终，至今仍然处于屡战屡败的状态。

      尽管美国被公认为一个基督教氛围浓厚的国度，但美国科学界大多数成员认为智能设计论不是一个能够站得住脚的科学假说，而只是一种伪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认为智能设计假说和其他超自然力量对生命起源的干预学说不是科学，因为它们无法用实验检验，并且自身无法产生预测和新的推论。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美国科学促进会和全美科学教师联合会在1999年9月23日联合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地球和生命的起源与进化是‘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科学知识规范’的中心主题。这些观念对高质量的科学教育十分关键，因为进化论乃是现代生物学所有领域的基础。”美国科学院在1999年出版的《科学与神创论：美国科学院的观点》一书中指出：“科学家们也用事实表示某个事物已被检验或观察到如此多次，以致不再有充足的理由继续检验或寻找例证。在这个意义上，进化的发生是一个事实。科学家们不再质问有变更的传代（即进化）是否发生过，因为支持这一观盒的证据是如此的确凿。”“对进化的科学共识是压倒多数的。”美国人类学联合会在2000年4月的声明中说：“进化是人类学许多方面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块基石，是生物学、地质学和天文学的核心。进化的原则已被反复检验并被发现有效地符合科学标准。”④

      二、达尔文进化论在科学上和哲学上的贡献

      一般而言，进化论是用来解释生物在世代与世代之间具有传承和变异现象的一套理论，而有关进化的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然界生物变化思想的发展和关于万物互相转化和演变的自然观，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中国古人的观察和思考可见端倪于《易经》，其中的阴阳、八卦说把自然界还原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基本现象，并试图用“阴阳”、“八卦”来解释物质世界复杂变化的规律。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直到19世纪的这段时间，曾经出现过一些零星的思想，认为一个物种可能是从其他物种演变而来，而不是从地球诞生以来就是今日的样貌。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世纪）认为生命最初由海中软泥产生，原始的水生生物经过蜕变（类似昆虫幼虫的蜕皮）而变为陆地生物。时至中世纪，基督教《圣经》把世界万物描写成上帝的特殊创造物，这就是所谓神创论（也称特创论）。与神创论相伴随的目的论则认为自然界的安排是有目的性的，“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⑤。

      由于《圣经》及其上帝创造万物说明显违法常识，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怀疑和调侃，中世纪后逐渐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思潮。例如，“圣奥古斯丁承认自己对上帝创造苍蝇的理由是无知的。路德更大胆，他断定苍蝇是魔鬼为了使他不能专心写出优秀的著作而创造出来的”。⑥再如，当拿破仑点评拉普拉斯的著作《天体力学》没有提到上帝时，拉普拉斯竟回答说：“陛下，我不需要那种假说。”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上帝创世之后“无为而治”，还是上帝存在与否根本就无所谓? 

      中世纪后应运而生的自然神学的出现，使得许多“戴着神学镣铐”的科学家开始在探究造物主的神奇的名义下研究大自然，研究自然界的沧海桑田和生物界的新陈代谢。当代的科学史研究一般认为，“动植物通过遗传和变异而逐渐进化的学说，主要是由地质学进入生物学的”。⑦

      进化思想史上的划时代人物是达尔文（Charles R．Darwin，1809-1882）。达尔文1831年至1836年参加英国海军的“贝格尔”号航行，1837年从一个基督徒正式转变为一个进化论者，开始用进化的世界观代替静止或稳态的世界观。1838年达尔文形成自然选择的理论：自然界“无处不存在着生存斗争”，“有利的变异会得到保存，不利的变异会遭到淘汰”。自然选择理论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上流社会思想的展现（符合经验主义、重商主义、工业革命、济贫法等）。“达尔文的理论实质上是把放任主义的经济学扩大到动植物界，它是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而产生的。”⑧

      在当时，只要牵涉到人类智力和灵魂，许多进化论的支持者就都仍然企图保持神的干预。达尔文不顾反对，通过对证据的分析后得出结论：“人类是从一个多毛、长尾、四足、并可能有爬树习性的动物演变而来。”⑨ 达尔文以大量的生物学事实和雄辩的逻辑废黜了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将人类置于动物进化的自然历史洪流中。

      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其核心自然选择原理的大意如下：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如果自然条件的变化是有方向的，则在历史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微小的变异就得到积累而成为显著的变异。由此可能导致亚种和新种的形成。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打破了上帝创造万物、物种永远不变的传统观念。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由于有充分的科学事实作根据，所以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百余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无法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及个人原因，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也还存在着若干不足和弱点：① 他的自然选择原理是建立在当时流行的“融合遗传”假说之上的。按照融合遗传的概念，父、母亲体的遗传物质可以像血液那样发生融合；这样任何新产生的变异经过若干世代的融合就会消失，变异又怎能积累、自然选择又怎能发挥作用呢。② 达尔文过分强调了生物进化的渐变性；他深信“自然界无跳跃”，用“中间类型绝灭”和“化石记录不全”来解释古生物资料所显示的跳跃性进化。他的这种观点近年来正越来越受到间断平衡论者和新灾变论者的猛烈批评。③ 而他对于“生存斗争”的片面强调，忽略“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的一面，则受到恩格斯的批评。⑩

      1865年奥地利植物学家孟德尔（Gregor J．Mendel，1822—1884）从豌豆的杂交实验中得出了颗粒遗传的正确结论。他证明遗传物质不融合，在繁殖传代的过程中，可以发生分离和重新组合。20世纪初遗传学建立，摩尔根（Thoman H．Morgan，1866—1945）等人进而建立了染色体遗传学说，全面揭示了遗传的基本规律。20世纪20至30年代形成的群体遗传学和现代综合进化论，继承和发展了达尔文进化论。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进化论或达尔文主义{11}（Darwinism）的意义在于，“达尔文激起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挑战了长期以来描绘的自然是由于上帝的创造、意图和直接干预的结果以及地球是特别为人类创造的生活场所的观点”。“通过与自然神学常见的争论，达尔文彻底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观，即生物与周围环境间的适应不是造物主智慧创造的结果，而是自然选择对在漫长时间中偶然产生的变化的无目的、非个人行为的结果。无论如何，一些神学家接受了进化的观点，或者至少放弃了以下观点，即认为所有的动植物都是上帝造物前六天内创造物种的不变的、也无法改变的后代。……如果从更遥远、更抽象的角度来看，将进化论看作与更辉煌、更有效的上帝观念相一致并不是不可能的。”{12}“在关于进化论的所有争论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是达尔文学说的哲学、伦理学和神学等方面的暗示，争论的焦点是宇宙的起源、宇宙的年龄与地球的年龄、生命的起源、生物的进化、人类的起源等问题”。{13}

      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常常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互影响有关。如前所述，马尔萨斯  《人口论》的“生存斗争”说曾经触发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的思维灵感，而达尔文进化论问世后的广泛影响又使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等人将生物进化论运用、推广于社会历史领域，提出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人认为，只有纯粹的竞争才能促进人类进步，因此应该把自然界无情的生存竞争引入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来，应该提倡个人间、民族间、国家间的竞争（包括终极的毁灭战争），从而淘汰失败者和那些“不适合再生存下去”的人，从而达到净化人类基因、优化人种（如优生学）的效果。社会达尔文主义赞同“人来源于动物”，否认“却高于动物”这一人类基本属性，即从根本上否认人的社会性。这样一种理论上荒谬、政治上反动有害的极端思想，不仅足以为当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血腥残酷辩护，而且可以用来强调人种差别和阶级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甚或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成为后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外侵略扩张行径及其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基础，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的理论依据。

      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可以为社会进化、社会变革（如19世纪末期中国的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提供某种正当性、合法性的理论支撑和某种程度的进步作用{14}，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动物丛林法则从根本上说是反人类的，是有利于一切剥削阶级的，尤其是可以为资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血腥暴行作合理性辩护。而也正是因为达尔文进化论有可能被有意无意地泛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辩护，从而为形形色色的宗教势力、尤其是以社会道德终极源泉和“孵化器”自诩的基督教势力留下攻讦进化论和无神论的口实和把柄。因此，我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意义和理论限度要有清醒认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历史作用更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三、智能设计论进入当代中国的内外因

      19世纪末，达尔文主义通过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所著《天演论》{15} 的翻译出版传入中国，一度引起中国人思想方法上的革命性变化（如“变法图强”、“落后就要挨打”等），进化论、进化观念逐渐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延续至今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界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科学底线常识和文明素养的基础内容之一——这一点常常成为以“上帝创世说”为布道原点、以“中华归主”为终极梦想的传教士们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以至于今天洋教的护教者会发出如下半仇视、半无奈的喧嚷：“中国的文化都承认自己是猴子的化身、猿猴的孙辈，这可想而知，智慧的程度想要超过祖宗（猴子），那是有一定困难的。”{16}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些公开反对进化论、鼓吹智能设计论和伪科学的西方书籍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如《审判达尔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理智设计论》（即“智能设计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达尔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论对进化论的挑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进化论的圣像——科学还是神话?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6年版）、《上帝的指纹》（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等。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披着科学外衣，从事反科学、伪科学的勾当，赤裸裸地或变相地宣扬智能设计论、神创论。

      上述怪现象在当代中国大行其道，或许可以从内因、外因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内因在于，晚近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变迁在推动物质层面进步的同时，也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贪腐猖獗等诸多消极负面现象，不少人面对疑似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现实陷入迷惘、困惑，在精神层面却得不到主流意识形态及时有效的指点迷津，在对现实失望甚或绝望的心境中逐渐产生对救世主的渴盼，过往岁月中所形成的理性和常识逐渐淡忘以至抛诸脑后，宗教感情压倒科学常识的最终结果是成为虔诚狂热的宗教徒；而对于相关出版机构而言，利益驱动、见利忘义、放弃起码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理性底线可能是最简单明了的原因。外因在于，使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成为附庸乃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本性使然，其中的国际宗教垄断资本作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急先锋，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渗透和侵蚀，贩卖智能设计论、颠覆中国民众的常识和世界观无疑是为传播福音服务的基础性工作，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智能设计论洗脑之时，也是“金字塔工程”、“松土工程”对华渗透图谋初见成效之日。

      我们有充足理由可以断言的是，近些年来包括智能设计论在内的反达尔文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通、蔓延，是基督教图谋征服中国的长远战略的一部分，有值得深入探究的文化基督徒和学术神学的背景。当我们因不少同胞不幸沦为新蒙昧主义的受害者、精神乞丐而痛心疾首时，我们对臭名昭著的智能设计论相关书籍出版单位见利忘义、为虎作伥的行径不能不义愤填膺，我们更想诚恳呼吁有关意识形态部门能亡羊补牢、迷途知返，因为出版领域的混乱现象只不过是晚近若干年来意识形态领域乱象纷呈的一个缩影而已。

      结  语

      达尔文进化论不是一个封闭的、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生物学发展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站在今天的科学前沿来看，它远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但它代表着一种科学精神，一种依靠人类自身来探索自然和宇宙奥秘{17} 的科学精神，一种不掺杂个人情感因素的冷静理智的科学精神。它把“人”从“神”的妄言中解放了出来，给神创论以最致命的打击。达尔文进化论本身也并不意味着对于人类社会或地球文明的未来给出美好的承诺，因为“引起生长的规律也引起衰亡”，“总有一天，太阳会变冷，地球上的生命会终止。整个动植物时代仅仅是介于从前太热的时期和将来太冷的时期之间的一段时间。宇宙进步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只有一种上下波动，最后由于能量的扩散而出现逐渐向下的趋势。……从进化中根本不可能正确地推导出乐观主义哲学来。”{18} 但同样，达尔文进化论也稀释了“世界末日”论散布的恐怖阴霾，拒斥了“终极关切”或“末日审判”之类的神学威胁，使人活得更清醒、更快乐、更自由了。

      达尔文进化论是人类认识自然和人类自身的重要成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智能设计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攻击，犹如蚍蜉撼树。达尔文说得好：“无知常常比知识更容易使人产生自信，正是那些什么也不知道的人，而不是那些懂得很多的人，才绝对地断言这个或那个问题不可能由科学来解决。”{19}无论如何，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神创论类似，总想给精妙复杂的宇宙寻找一个造物主或总设计师的智能设计论最终也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询问何人或何物创造了宇宙是合理的，倘若答案是上帝，那么问题只不过是被转换成谁创造上帝的问题”。{20}

     

      注释：

      ① 或译“不可化解的复杂性”。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批驳如下：智能设计论会引出一个比它企图解决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谁设计了这个设计者? 这无疑将导致无穷倒退。而生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原理之所以能够解决所谓“不可化约的复杂性”问题，就在于自然选择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它把不可能的问题分解为细小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只是“稍不可能”，但绝不是毫无可能。当这些“稍不可能”的事件大量累积之后，其终端产物就是貌似“非常非常的不可能”，即进化出动物的复杂器官如眼睛之类“不可化约的复杂性”。详情参见（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著《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陈蓉霞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96-101页。

      ② 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430930. htm。  

      ③ 智能设计论者喜欢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比喻来迷惑、诱导读者或听众相信“设计者”的必然存在——以前的比喻是钟表背后所隐含的钟表匠（始见于威廉·佩里William Paley 1802年出版的著作《自然神学》），晚近最时尚的比喻则是波音747飞机的组装者：“地球上生命起源的概率不会大于这样的机遇：一阵狂风扫过一个废品堆放场，也许就幸运地组装成了一架波音747。”参见（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著《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陈蓉霞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④ 参见．http：//bbs．connl.ent/topic_show.jsp? id=4907943&thesisid=174。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9页。  

      ⑥ 参见（英）罗素著《宗教与科学》，徐奕春、林国夫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页脚注。

      ⑦ 参见（英）罗素著《宗教与科学》，徐奕春、林国夫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9页。

      ⑧ 参见（英）罗素著《宗教与科学》，徐奕春、林国夫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0页。

      ⑨ 参见（美）洛伊斯·N．玛格娜著《生命科学史》，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⑩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1-572项。

      {11} 与达尔文同时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的英国生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Wallace（1823—l913），于1889年首次将达尔文的学说称为“达尔文主义”（Darwinism）。

      {12} 参见（美）洛伊斯·N．玛格娜著《生命科学史》，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13} 参见张增一《创世与进化——一场没有结束的争论》，载（英）麦瑞尔·戴维斯著《达尔文与基要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4} 若欲深入了解，或可进一步参阅（美）浦嘉珉著《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吴丕著《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天演论》由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1854—1921）选译自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1896年译成，1898年正式出版。其时正值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严复在《天演论》中通过按语、评论等方式阐述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发出的“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引起当时思想界及普通民众的强烈共鸣。1898年后短短10余年间，《天演论》曾发行过30多种不同的版本，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6} 参见http：／／bbs．edzx.corn／thread-6840-1-1．html。

      {17} 对自然和宇宙奥秘的探索永无止境。限于人类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与生物进化问题相比，生命起源问题的疑问空间可能更大，于是乎形形色色的神创论者和伪科学鼓吹者更热衷于围绕后者做文章。例如，瑞士人埃里奇·冯·丹尼肯（Erich Von Daniken）1976年出版的《众神之车》（Chariots of the Gods）声称“上帝是外星宇航员”，如此荒诞不经的伪科学“名著”在我国国内竟有至少三家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生命起源问题，当代科学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地球上的生命不可能在没有液态水的情况下生存，因此宇宙生物学家寻找外星生命证据实际上就是在寻找宇宙中液态水的迹象。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离开过远水将呈固态（冰），离得过近水将呈气态（蒸汽），只有一个不远不近的狄窄范围恰好有液态水存在，适合生命孕育、存续，这就是所谓对生命友好的“黄金地带”。在我们所知的宇宙中有数十亿颗行星，其中除地球外只有极微量的行星处于“黄金地带”（有无生命尚不得而知）。科学家们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们所处的宇宙还是一个对人类友好的宇宙，如果现有的物理定律和6个基本常数稍有改变，宇宙也许就会以一种生命不可能出现的方式演化。详情参见（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著《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陈蓉霞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23页。

      {18} 参见（英）罗素著《宗教与科学》，徐奕春、林国夫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5页

      {19} 转引自（美）洛伊斯·N．玛格娜著《生命科学史》，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20} 参见（英）史蒂芬·霍金等著《大设计》，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作者简介：古多，自由撰稿人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