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有相似之处，今天的迷信和邪教有它的历史根源，而过去迷信和邪教在搅动中也会沉渣泛起，所以，把两者对照起来，是有益的。在这方面，鲁迅对历史的迷信和邪教的揭批对今人是有深刻启迪的。
让“耳中听字”、《推背图》见鬼去吧
1934年出的《花边文学》中有一篇叫《朋友》的杂文，鲁迅文中写道：“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就是说，戏法一戳穿，那就没有味道了。只有那些人“知晓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地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⑧于是，变戏法的人拱手道：“出家靠朋友。”要“朋友”不来戳穿他的西洋镜，让他继续骗下去。
鲁迅从“耳中听字”谈到所谓“变戏法的人”和他靠的“朋友”，互相勾结欺骗人的伎俩。实际上那时就有了“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托”。
在这篇杂文里，提到“耳中听字”，是早有的戏法，可是，到了1979年，不知怎么在中国许多地方，居然搞起了“耳朵认字”的鬼花样，选一两个小孩，在一大群大人面前表演“耳朵认字”，而大人则啧啧叫奇，20世纪80年代，中国快速掀起了“耳朵认字”的热潮。随后又是“人体特异功能”，把“耳朵认字”、“意念移物”、“发功治病”等等都纳入“科学研究”的范围内，竟要搞什么“科学研究”了。到90年代，这种反科学、搞新的迷信活动终于被完全识破，成为历史的笑谈。
《花边文学》的《运命》一文中鲁迅又说，“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看了这（《推背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现在的优生学，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争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地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⑨
《推背图》是一种妄诞迷信的图册。《宋史·艺文志》列为五行家的著作。现存传本一卷六十图，前五十九图测算以后历代兴亡变乱的情况，第六十图画的是唐代袁天纲要李淳风停止继续预测而推李的背脊的动作，故俗称是《推背图》，唐朝的李袁二人是其鼻祖。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东三省被日本军国主义霸占，可是，有人用《推背图》测算，东北三省沦陷，那是前世注定的。这种以“推背”作为预测未来的迷信活动，让它见鬼去吧！要是让命运之说在中国再猖狂下去，那是多么危险！
反对用科学来“保护”迷信
1934年5月20日，鲁迅写了杂文《偶感》，全文如下：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卷，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 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练丹，是合于化学的……。“灵乩”是合于“科学”的，亦不过其一而已。
“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 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麻将桌边，电灯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
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⑩
鲁迅这篇杂文深刻揭示了假借科学的名义，大搞新的骗人的鬼话，而且，“五四”运动的时候陈大齐批判过扶乩的骗术，在十六年后，却有留德学生，那个叫白同先生的，证明扶乩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历史沉渣泛起，扶乩沙盘的重新再来，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比较，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1935年11月2日，鲁迅在《随便翻翻》这一杂文中指出，讲扶乩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这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⑾这种多比较、就有鉴别的办法，对于认清迷
信和邪教的本质，是很有用的。
记者“供给”的“教训”
鲁迅在1935年4月29日还写了一篇只有三行的杂文，全文如下：
“中国的科学资料
——新闻记者先生所供给的
毒蛇化鳖——‘特志之以备生物学家之研究焉’。
乡妇产蛇——‘因识之以供生理学家之参考焉’。
冤鬼索命——‘姑记之以俟灵魂学家之见教焉’。”⑿
这篇五十一字的杂文，对于揭露迷信活动的盛行同样很有力量。中国文盲多，愚昧落后现象极为严重，所以要挖迷信的根，必须从消除文盲、克服愚昧无知做起。同时，对记者也提出了要求，记者属高文化层次，不应该在报刊等媒体上传播和鼓吹像毒蛇化鳖、乡妇产蛇、冤鬼索命那样的反对科学、提倡迷信的报道。
记者“供给”这样的科学资料，教训是很深的，值得永远吸取。当今，对记者应该有新的高要求，比如在报道奇闻怪事时，要周到地考虑，必须以是否符合科学作为选择的唯一的标准，而不能以有没有“轰动效应”作为唯一标准。现在，那个“轰动效应”很有市场，有些奇闻怪事的报道，实际上宣扬了迷信。这个风气必须刹住。
1934年8月31日鲁迅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张天师作法无效，西湖之水已干，这几天却下雨了，对于田禾，已经太迟⒀。”他坚决反对迷信求雨。1933年12月24日，鲁迅对《申报》编辑黎烈文送来的《医学的胜利》科技书表示感谢，他说：”这类的书籍，其实中国还是需要的，虽是古典的作品，也还要。⒁”对科学大力支持。
鲁迅对科学必定要战胜迷信，充满着希望。他指出，用一种迷信来“转移”另一种迷信，是中国的一个“特点”，这是迷信得寸进尺、绵绵不断的一个原因。他在1934年10月23日写的《运命》一文中说：中国人相信运命，比如女性有“命凶”、“命硬”，但有法子想，就是和不怕魁命的男子结婚，魁住她的“凶”或“硬”。“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假如真有这一日，……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⒂”他揭露那种“迷信转移迷信”的习俗，要我们全面地观察、深入剖析迷信和邪教，加紧全方位地传播科学，不要再“见神见鬼”下去了。现在看来，中国普及科学，使迷信没有藏身之地，还要花极大的努力啊！
学习鲁迅坚持科学反对迷信邪教
鲁迅扬科学真理，反迷信邪教的精神值得学习。
今天，首先要学习鲁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鲁迅从青年时期起，一直揭露、批判迷信和邪教活动，坚持科学真理。对于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至死也决不向迷信和邪教活动作丝毫的妥协。在临死之前，像他写的答徐懋庸的信、《写在深夜里》和七篇《“立此存照”》等等，都充满着战斗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称他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现在有的人在临终前，反而变得十分迷信，不知是他的家人影响还是其他原因，总想办法找那些“气功大师”来看病。并常用“病急乱投医”来原谅。于是，那时候听说： “今天XXX叫我去发功治病了。“一传十，十传百，中国迷信和邪教活动的盛行，是怎么搞起来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所以，首先要学习鲁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坚信科学，反对迷信和邪教活动。
其次，要勇于揭露批判各种迷信、邪教，痛打“落水狗”，不能让它“装死”，或以为“搞点迷信没关系”，听之任之。鲁迅对于扶乩、鬼画符、耳朵听字、推背图和“金吊桶”的欺骗、记者搞什么“乡妇产蛇”等等迷信活动，都持之以恒地批判。揭发其种种迷人骗人的妖气，暴露其对人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实质，深刻地揭示迷信和邪教产生的现实和历史根源。他认为，历史的沉渣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现实的激烈搅动，会重新泛起，并以迷惑人的新花招再现出来。
鲁迅曾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他写道：“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⒃”鲁迅的叹息，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原来讲科学的人会变成为迷信者，也许他并不真迷信，为经济所困甲。但这种社会现象正说明迷信邪教仍有它的滋生土壤。
愚昧落后的人群是迷信邪教的可靠的生存基础，肥沃的滋生地，是“可怕的一大群”；而原来有些科学知识的人，甚至某些科学头面人物，受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影响而“投降”了迷信和邪教，成为迷信邪教的“旗帜”或代言人，成为“军师”；而迷信邪教的头目，则是一些别有用心、野心勃勃的人。
“法轮功”就是这样的邪教，它有头目，也有“军师”，通过组织，欺骗、愚弄广大的练习者。它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产生原因，必须从现实的滋生条件和历史的深层次的根源上，加以铲除。
第三，要加强国际联合，进行深入批判邪教。“法轮功”现在已经成为外国的反华工具，受到很多外国资助，并和其他反华势力勾结起来，看起来它是不会马上销声匿迹的。“法轮功”已成为某些国际政客手中的“一张牌”，它张牙舞爪，向无产阶级政权猛扑。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进一步揭露它的邪教呓语，戳穿它妄图骗骗老实庸人的伎俩，把它的“法轮”撕毁得体无完肤，在中国人面前，“法轮功”不过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假洋鬼子在行乞罢了。
注：
①《坟》《我的节烈观》
②《鲁迅书信集》给傅斯年的信
③《鲁迅书信集》给周作人的信
④《热风》《随感录三十三》
⑤《华盖集》《论辩的魂灵》
⑥《华盖集》《忽然想到》
⑦《三闲集》《匪笔三篇》
⑧《花边文学》《朋友》
⑨《花边文学》《运命》
⑩《花边文学》《偶感》
⑾《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⑿《鲁迅杂文集》《中国的科学资料》1997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⒀《鲁迅书信集》致姚克1934年8月31日
⒁《鲁迅书信集》致黎烈文1933年12月24日
⒂《且介亭杂文》《运命》
⒃《华盖集续编》《为半农题记<何其>后，作》陶焕卿，清末革命家，光复会领袖之一。1912年1月被投机分子陈英士派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作者简介：徐人仲，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